三
    北方军队对南部邦联所进行的资源之战和心理攻击，是美国内战在军事上另一值得注意的问题。
    交战双方利用一切机会夺取或摧毁对方进行战争所依赖的资源，并非是美国内战中的发明。但是，18世纪在欧洲人相互进行的战争惯例中，由陆军发动的有组织有部署的摧毁对方资源的战争，甚至由法国革命激发起来的带有强烈思想信仰和民族感情的战争，也“没有使攻击敌方资源的经济战争成为陆军的一般行动”。那个时候，欧洲各国的财政和经济都还很不稳定，所进行的战争还不是诸如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国民生产总值战”，供应军队给养所需要的产品和资源依然很有限，很简单，因而，一个相对有限的经济就可以维持较长时期的战争了。但到美国南北战争时，这种状况开始有了变化，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美国内战还远不是那种敌对国总的生产能力进行竞争的战争，但是，部队的后勤需要已经变得很大很庞杂，以致于发动针对敌人资源的战争变得相当诱人，特别是当战场上的其它手段对于决定战争胜负不那么令人满意时，尤其是如此。内战中，虽然也有南方军队偶尔深入北方自由州作战的情况，但整个战争期间，基本上是北方军队在南方叛乱州的领土上作战，所以，对资源的开战，主要是北军针对南方的。而且随着战争的拖延，双方的仇恨越来越深，北军将领们逐步意识到，对南军的几次胜利，不足以赢得统一与和平，在对叛乱诸州的军队进行作战时，应该同时夺取或摧毁支撑其作战的能力，想以此打击敌方的士气，动摇其民心，缩短战争。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一种有意识有计划的针对南方资源的战争便开始了。格兰特对在西部作战的谢尔曼下令说：“我计划由你前去攻打约翰斯顿的部队，把它打得四分五裂，同时尽你所能深入敌境内部，对于他们的战争资源进行你所能够进行的一切破坏”〔19〕。
    对于什么物资应划归为战争资源，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和规定。一般说来，在作战区域内，凡是不能来支援或供养自己方面的军队但能为敌军所用的东西，都被当作战争资源来处理。比如：食物、牲畜、饲料、工厂、火车站、铁路、房屋等，都属这一类。格兰特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曾经读到他亲身经历的破坏南方一家纺织工厂的事。他的军队占领了密西西比州首府杰克逊城，他命令谢尔曼留在这里直至把这个地方作为一个铁路枢纽以及军需生产城市“加以摧毁”，而谢尔曼则是“非常有效地完成了这个使命”。他和谢尔曼一起走进一家工厂，命令工人和工厂主离开，几分钟后，整个工厂和棉花就变成了一片火海〔20〕。1864年，格兰特就谢南多亚河谷的那些农场指示谢里登说：“如果战争还要延长一年的话，就应当让谢南多亚河谷继续成为颗粒不收的荒原。而谢里登则马上回信说，他已烧死了二千多头家畜，屠宰并向部队发放了不少于三千头羊”〔21〕。
    在针对南方进行的资源战方面，谢尔曼率领军队横穿佐治亚和南北卡罗来纳州所造成的破坏，给人印象尤为深刻。他的特别之处，是他不仅比其他人更有计划、更广泛地进行了打击敌人资源的战争，而且，还发展了一场针对敌方普通老留姓的恐怖战略，打破了十八、十九世纪的战争常规，回到了野蛮主义时代。谢尔曼认为，美国内战与其说是两个政府之间的战争，倒不如说是两种制度下的人民之间的战争。在这样一场战争中，敌方人民的抵抗意志是战争的首要因素，如果敌方人民的抵抚意志被摧毁，随之而来的是敌方军队的崩溃。正是从这个角度上，他的认识具有了20世纪整体战的含义。谢尔曼说：“我觉得对敌人国土的纵深远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场战争，不同于欧洲的战争。，我们不仅是在和敌对的欧洲作战，而且是在和敌对的人民作战。我们必须使他们不分男女老幼，穷人富人，都感觉到战争以及有组织的军队的无情力量”〔22〕。在他这里，普遍的老百姓成了作战的重心，而恐怖则是其基本的因素。在进军佐治亚时，他宣称：“除非我们可以让人重新居住到佐治亚，否则，占领它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彻底地摧毁公路、房屋和人民，将会削弱他们的军事资源……我能进行这一远征，并且使佐治亚嚎噘”〔23〕。谢尔曼在对南方的远征途中，他的军队每到一处，当地就被洗劫一空。攻下亚特兰塔城后，他强令该城市平民百姓全部迁出，然后将城加以蹂躏。谢尔曼认为，“战争就是残酷，你不可能使它变得文雅”〔24〕谢尔曼在佐治亚所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据他自己估计，其价值大约在一亿美元左右，而这其中只有二千万美元毁坏“符合我们的利益”，其余的完全属于“浪费和破坏”〔25〕。破坏了佐治亚后，接着把南、北卡纳来纳洗劫一空。
    谢尔曼的行为，遭来了许多的议论，他自己手下的一些军官也表示过严重的不满，南方的报纸更是进行恶毒的批评和攻击。但谢尔曼对这些指责高视阔步，振振有词，他认为：他在佐治亚和亚特兰塔的恐怖，将使南部的人民得出两个重要的结论：“一、我们是认真的；二、如果他们在到处叫喊那个流行口号‘战至最后而死’时是真心的，那么，这个机会很快就会到来”〔26〕谢尔曼认为，他的恐怖行动将促使南方早日放下武器，缩短战争进程，因为，“恐怖是理智的开始”〔27〕。
    就19世纪欧洲流行的战争伦理观念来说，谢尔曼完全是一种新型的将才，他打破了旧的战争常规，摆脱了欧洲的传统影响，他的残酷无情可以与加尔文相比拟，“不过他是用剑，而后者是用舌而已”〔28〕他针对普通老百姓的恐怖打击，使战争观念有了革命性的变化，人民已经成了战争中“决定性的因素，求和的能力，已经由政府手中转到了人民的手中，而和平的制造成为了革命的一种产品”〔29〕。
    对于美国内战中这种恐怖和心理战争的背景，富勒先生有深刻的见解。他指出：谢尔曼、格兰特、谢里登和北方其他一些将领，是工业革命时代的产物，是美国制度的“标准产品”。他们指导战争的原则，也就是“改变他们的机器的原则”，即“提高效益”的原则。在资本支配下，效率、利润是唯一的目的，只要能达到目的，不管什么手段都认为是合理的，凡是对于这一目的有所阻碍的，那就不管它是什么道德，或是什么精神，甚至传统行为，都将看作是不能容忍的〔30〕。
    可见，美国内战在武器装备、战略战术、战争观念等方面，都有革命性变化，是世界近代战争史上的重要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