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16日《生活》杂志封面《中国士兵》 卡帕 摄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时间最早、历时最长，中国人民艰苦卓绝、顽强不懈的抗战，坚定了盟国与法西斯作战的信心，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迎来了正义的胜利！
    在这个长期抗战的艰难时期，战地记者以摄影机、照相机和手中的笔为武器，奔走在硝烟烽火之中。罗伯特·卡帕、乔治·罗杰就是其中优秀的战地记者，他们先后不远万里奔赴中国，用一张张照片，向世界公布日寇的残暴罪行，讲述中国人民巨大的牺牲和坚定无畏的信念。战后，为了忠实呈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影像纪实，他们和卡蒂埃·布列松、大卫·西蒙等发起成立马格南图片社。卡帕说：“照相机本身并不能阻止战争，但照相机拍出的照片可以揭露战争，阻止战争的发展”。他们的名字也和他们拍摄的那些照片一起，永远矗立在世界反法西斯的丰碑之上。
    罗伯特·卡帕：照片不够好是因为离得不够近
    1938年5月16日，美国《生活》杂志的封面上出现了一张中国士兵年轻的脸庞：高昂的头颅上压着钢盔，稚气未脱的脸上嘴角紧抿目光坚毅——这是《生活》杂志特派记者罗伯特·卡帕从正在顽强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中国发来的，封面左下角还压印“中国的保卫者”字样，内页则有7个版面，刊登了卡帕3月12日在武汉拍摄的中国人民积极备战的场面。一周后的5月23日，《生活》又登了4个版面的照片报道了中国的一场战役——台儿庄大捷。这些照片有展现中国军队出动的场面，也有表现哨兵们站在城墙上守望敌情的画面……说明写道：“历史上作为转折点的小城的名字有很多——滑铁卢、葛底斯堡、凡尔登等，今天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名字：台儿庄。”这组照片的拍摄者，还是卡帕。
    卡帕是在1938年1月21日从法国马赛上船，2月16日抵达中国香港，与荷兰纪录片导演伊文思汇合。伊文思正在筹备赴中国拍摄《四万万人民》，而作为战地记者刚刚从西班牙内战前线撤下来的卡帕，正沉浸在失去未婚妻塔罗的悲痛中。塔罗也是战地记者，本来两人就有赴中国抗战前线的打算，但西班牙战场的子弹夺走了塔罗的生命。伊文思的邀请来的正是时候，卡帕不仅作成为伊文思的摄影助手，也成为抗日战争中在中国战区采访的盟军战地记者之一。他们从香港到武汉，4月4日清晨到达台儿庄中国军队前敌指挥部，7日进入台儿庄。他在中国一直待到10月，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了台儿庄大捷、武汉会战、花园口决堤……卡帕通过自己的镜头,为全世界打开了一扇窗,让世界得以了解中国人在抗战中的生存状况与不屈的民族精神。
    卡帕出生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真名安德烈·弗列德曼，18岁就因共产主义倾向而被当地政府盯梢，被迫偷渡出国，在德国照相馆中做助手。“罗伯特·卡帕”，是弗列德曼跟女友格尔达·塔罗在巴黎开办摄影工作室时，虚构出来的一个“世界级摄影大师”。挂着“大师”的名头，弗列德曼拍的照片以150法郎一张、3倍于行情的高价卖出，由于精湛的摄影技巧和神秘的身份，甚至在欧洲掀起了一股“卡帕热”。后来真相暴露，弗列德曼却也因此成名，真的成了世界级摄影大师罗伯特·卡帕。
    1936年，佛朗哥发动西班牙内战。卡帕与女友塔罗加入西班牙人民阵线，反抗法西斯势力。9月5日，在科尔多瓦附近的山村，一名士兵刚跳出战壕，准备向敌军冲击，一枚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站在他身边的卡帕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按下了快门，定格下了士兵倒下的那一刻——他的手中还握着枪，往后仰倒的身体还在地上留下一道深深的黑影。这张照片几乎没有技巧可言，但却成为摄影史上的不朽名作——用卡帕自己的话来说，“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然而，站在烽火第一线的近距离，夺走了塔罗的生命。痛失恋人的卡帕，从此决定终生用手中的镜头瞄准自己的敌人。这一点，他与乔治·罗杰截然相反。他俩都因为一次刺激性的经历而无比憎恶战争，但罗杰选择转开视线，而卡帕则选择直面，揭露它的残酷。
    1942年，丢了工作、身上只有5美分的罗伯特·卡帕躺在纽约的工作室里，突然接到了三封信。一封是电费催款单，一封是英国《柯里尔》杂志提供战地摄影师一职的聘请，还有一封是美国司法部的通知——前匈牙利人罗伯特·卡帕，被划归为潜在敌侨，必须交出他的相机、望远镜和轻武器，不得擅自离开纽约超过10英里。有着犹太血统的卡帕，因为他的故乡站队法西斯阵营，而突然成了一个没有身份的人。失去身份的卡帕在“安全地待在纽约做个敌侨”和“冒险去英国做二战的战地记者”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柯里尔》杂志提供了一张48小时后起航的船票，卡帕争分夺秒地赶赴英国驻美大使馆，说服了使馆专员：“既然是希特勒在管着匈牙利，我干脆不承认我是匈牙利人。按出生论，我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犹太人，我痛恨纳粹，觉得我拍的照片可以用作反纳粹宣传品。”许多人不理解，他费尽周章地跑出美国，竟然是为了奔赴战场。卡帕成了二战中唯一一个同盟国军队的“敌侨”战地摄影记者。
    到英国后，卡帕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去伦敦附近的美军飞行基地拍摄。24艘重型轰炸机早晨出发，下午回来时只剩17架。他冲到着陆的飞机前，给出舱的伤员拍摄特写，那个伤员昂首责问他：“这就是你等着要拍的么，摄影师？”卡帕一时感到无比羞愧，甚至觉得战地记者这个职业太过残忍。但次日，他想明白了自己的职责：“向人们展示战争的真实一面的，是死者和伤者的照片，我很高兴赶在自己泪眼模糊之前拍完了那一卷胶片。”
    他用镜头记录下北非战场、西西里战役、诺曼底登陆的枪炮、爆炸、死伤和断壁残垣，在激战的前沿奋不顾身。“我拍到了各种各样的照片：尘埃的照片、烟的照片和将军们的照片；但没有一张反映战斗的紧张程度和戏剧性，是我用肉眼所能感觉到、追踪到的。”在诺曼底登陆当天，他正在奥马哈海滩拍摄美军与防守德军对攻的密集炮火，忽然胶卷用完了，他的视线不得不从取景器上抬起来。“空空的照相机在我手中颤抖着。一种新的恐惧使我从头到脚浑身哆嗦，扭歪了我的脸。……我周围的人都一动也不动地躺着。只有死者在水线上随浪翻滚。”他回忆道，“我走进两具尸体中间的海水里……突然之间意识到，我这是在逃跑。我试着回去，但我无法面对海滩。”尽管恐惧，卡帕依然一次次回到火线，记录真实的画面。二战结束后，他继续拍摄战后的废墟，和废墟中的人。
    正如好友布列松所说，“命运注定了他将死于荣誉的制高点。”1954年5月25日，越南战场，卡帕走出战壕没多久，同伴就听到一声爆炸声，他们习惯性地说：“又让卡帕抢到好镜头了。”罗伯特·卡帕误踩地雷身亡，终年4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