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史学界历来重视典型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对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本世纪40年代和70年代，国际学术界曾就这一过渡时期展开了两次大讨论，但讨论内容主要侧重于对该时期生产关系和经济发展的研究。本文试图对这一时期的政治形态做一尝试性的描述，以就教于国内史学同仁。
    一
    从西方封建主义社会较早瓦解，到资本主义社会确立、巩固，其间有一个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生产关系具有多元性，相应地，其政治结构也具有类似的特征。
    在过渡时期，由于经济关系的急剧变化，传统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裂变，旧的封建桎梏被打破，旧有的社会等级迅速分化，整个社会正处在一个重新组合的历史运作之中，新的阶级尚未最后形成。
    这一时期的贵族，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封建贵族，其财产、地位和经营方式，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开始与传统方式相脱节，而被卷入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尽管此时的贵族仍然享有较多的法律特权和免税权，但已失去了过去那种号令一方的封建特权，而不得不唯中央政府的命令是听。对国家统治集团成员的社会构成的定量分析表明，这一时期的贵族虽然仍是掌权阶级，但已经不是独立的掌权者，其政治权力已经开始为社会的其他等级如英国的乡绅或德国的容克所分享。
    英国的乡绅、德国的容克从严格意义上讲，都不是一个阶级的概念。以英国乡绅为例，它由准男爵、骑士、缙绅和绅士四个等级组成，包括上层自耕农和农场主。乡绅的经营方式、收入来源也各不相同，有的参与商业、投资活动，有的主要是土地经营，其中相当一部分不同于农场主经营方式，而与封建生产关系联系密切。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将它看作是资产阶级，而只能将它视为具有若干异质成分的混合体，一种在封建生产关系解体、新的生产方式萌芽、社会阶级分化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出现的一种过渡性的多元社会集团。它的存在，本身就表明了过渡时期社会等级的模糊性。
    作为一种过渡性的社会集团，乡绅具有明显的流动倾向。都铎王朝时期，政府有意采取措施，人为地诱使新兴的富有者向上层流动，以增大贵族的数量。都铎时代在政治上极为显赫的克伦威尔、塞西尔、培根等人，都是此时跻身于贵族的“新人”。与此同时，许多乡绅的子女也流入商人、律师等职业集团的行列之中。18世纪初由辉格党动议的贵族法案，就有限制贵族集团再扩大的倾向。这说明，直到此时，英国社会各集团之间的流动现象才基本停止，阶级的界限从此才变得明晰起来，社会结构也相对稳定了。
    农业生产者的分化也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在17世纪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新模范军”，主要是由自耕农构成的。“光荣革命”后的大规模议会圈地，也表明此时农业生产者尚未分化完毕。除了自耕农之外，社会上还有很大一部分农业生产者依附于贵族生活，没有形成独立的经济地位。手工匠和城市平民也未构成近代意义上的阶级，更未形成阶级意识。
    由于近代阶级尚未形成，经济联系的纽带没有成熟，过渡时期的社会联系依然依赖传统的家族血缘关系、主仆依附关系和地方团体关系这三种旧式的非经济纽带来维系。在18世纪，英国议会议员中的家族纽带仍很明显。直到18世纪后期近代政党形成之后，传统纽带才为近代政党所取代。
    过渡时期的社会结构，很难以简单的模式来解释。但从总的图象之中，已可依稀辨认出几个社会属性比较明确的社会集团。过渡时期欧洲社会结构上的这种界限不清、互相交错的现象，直到工业革命后近代阶级最后形成才变得明晰起来。
    二
    从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是欧洲近代国家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经济的迅速发展、政治的急剧变化和社会的剧烈动荡，改变了旧的国家观念和传统的统治方式，也改变了国家的职能与内涵，使国家发生了从传统的中世纪国家向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转化。近代国家的一些机构、近代国家的经济干预和社会控制职能，都是在这一时期初露端倪、初具规模的。但是，由于各国之间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各国文化传统的不同，以及所面临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形势的不同，因而各个国家向近代国家的转化，在时间上彼此不一，并且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
    在大陆国家法国，由于频繁战争的需要，作为近代国家机器的军队的近代化发生得较早。在查理七世时，法国就开始了由封建私兵向隶属于国家的常备军的转变，组建了20个直属于国王的王军。路易十三时，军中官职已向中等阶级开放。到路易十四时代，法国已经拥有一支35万人的常备陆军，并且创建了海军，军队的规模和制度化程度，是同一时期其他欧洲国家无法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