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罗杰：第一个进到贝尔森集中营拍摄的摄影记者
    1942年，《生活》杂志社评选该年度旅行距离最长的战地摄影记者，乔治·罗杰以7.5万英里当选。当年1月，罗杰在缅甸仰光报道了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协助当地抗日的经过，这些照片被《生活》生活杂志一口气刊登了近30张，其中有飞行员执行任务归来、倚在飞机上的潇洒不羁，也有伤员挂了彩后的凝重眼神，还有中国地面人员帮忙修复飞虎队P-40战斗机的忙碌场面。仰光沦陷，用镜头定格下撤离时火光冲天的画面后，罗杰随英国军队沿滇缅公路进入云南。据英媒报道，罗杰是第一个获得中国批准，入滇缅公路进行报道的英国战地记者。之后，他再次回到缅甸眉苗报道中英美三国军事会议，但是战况急转直下，英国军队紧急撤退，罗杰后来是用徒步的方式从印度边界逃出缅甸。
    作为马格南图片社的创始人之一，乔治·罗杰可能是受到大众关注最少的一个。他被称为“沉默的英国人”，行事低调，很少露脸，总是把自己藏在闪光灯的后面。用他自己的说法，他更喜欢用相机去发现自己视域所不能及的世界。
    很少有人能想到，这个沉默的英国人在年轻时曾是个意气风发的海军小伙，两年服役的时光对他而言，无非是一场快活的世界旅行。他写下了几札游记，在船头的海风里做着成为旅行家的白日美梦，自学摄影只是为了给文字配一些漂亮照片。但环球游记没有等来发表的机会，突如其来的经济大萧条就让他看到了在高光之外，生活的斑驳。从美国再回到英国，乔治·罗杰换了包括BBC摄影记者在内的几份工作，依旧感到茫然。直到1940年，二战爆发第二年，德国纳粹的炮弹真真切切地落到了伦敦的街巷，似乎猛地把“旅行家”从混沌梦中炸醒了。
    32岁的乔治·罗杰辞去BBC的职务，以自由摄影师的身份在伦敦闪电战的炮火中奔走，记录下城市的断壁残垣，以及普通人在面对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时，是怎样的表情：“我在照片中展现了英国人——每时每刻，露宿街头的每一个人——在失去家园和爱人的情况下，是如何选择忍耐而决不妥协。”这次摄影，让罗杰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推力，这力量把他从安逸的角落里赶出来，推向战火蔓延的前线。正巧，也有这样一个机会。他拍摄闪电战的作品被刊登后，引起了美国《生活》杂志的注意。《生活》给了罗杰一份为期4周的临时委任，让他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去西非战场找些现场素材。这份委任最终一直延续到二战结束，而乔治·罗杰用镜头留下的足迹遍布了62个国家、18场战役。这也许就是他变得沉默的原因——在战争的画面面前，一切言语都显得多余了。
    除去伦敦闪电战的照片以外，罗杰真正意义上的战地摄影始于喀麦隆、苏丹和乍得。这里除了战乱以外，极端恶劣的环境对于记者来说也是严峻的考验。他事后在回忆录《沙漠之旅》中曾描写过自己横穿撒哈拉沙漠的绝望体验：“我们离最近的水源也有50英里，离最近的汽车修理站有750英里远。在这块荒漠，没有水的人很快就会死去。我从未见过比这里更孤独、更可怕的辽阔无垠。”在埃塞俄比亚，罗杰拍摄下英国沙漠军团与德国“沙漠之狐”隆美尔的非洲军团的对抗，之后一路随英国军队去往开罗、叙利亚、伊拉克、印度，记录下一路战火烧过后的焦土。
    1942年从中缅边境回到欧洲后，罗杰跟随盟军一直到德国正式投降。他报道了西西里战役、萨勒诺登陆、卡西诺战役、诺曼底登陆，以及巴黎与布鲁塞尔的解放，也是第一个进到贝尔森集中营拍摄的摄影记者。在贝尔森，这个二战期间德国境内唯一一所被盟军解放的集中营，一共有7万余名被关押者在5年间惨遭纳粹杀害。1945年4月15日，英国军队解救贝尔森集中营的时刻，仅存的数千名幸存者已经没有力气欢呼，直接袒露在营救者面前的，是满坑满地层层叠叠的尸骨。这地狱一般的景象，让罗杰拍下了他一生中最著名的照片，也在他的心里埋下了一条黑色的沟壑，成为他摄影生涯的分水岭。“当我终于能正视贝尔森的恐怖，并且发现当时仅仅想着漂亮的构图，我觉得自己正在发生某种改变。不能再这样下去。”从那以后，罗杰加入了反战组织，发誓再也不做任何战争报道。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从战俘营3次越狱的传奇英雄
    1934年，买了一部徕卡相机，在欧洲各地“随手拍”的法国文艺青年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回到了巴黎。在此之前，他学过立体派油画，在剑桥大学读过英国艺术与文学，从一张照片极富动感的构图中得到启发，在街头巷尾的抓拍中，实践着他后来大名鼎鼎的“决定性瞬间”理论。当布列松回到巴黎时，已经是当地艺术沙龙中颇受瞩目的青年新秀，顶着“超现实主义”、“立体主义”等多个光环。然而，就在1934年，他遇到了还叫做“安德烈·弗列德曼”的卡帕。卡帕告诉他：“不要戴上超现实主义摄影的标签，就做一个摄影记者……行动起来！”这句话影响了布列松一生，让他从单纯讲求明暗、构图的美学小圈子中走出来，去捕捉世界这个巨大现场的真实瞬间。
    二战爆发后，布列松在1939年加入法国军队的摄影团，还有下士的军衔。1940年6月的法兰西战役中，他在孚日山脉被德军俘虏。不幸中的万幸是，他在被俘之前，极有“先见之明”地把相机埋在了一个农场。之后，布列松被纳粹关进了战犯营，做了近3年的苦役。在这3年中，他有过连续两次的越狱尝试，均告失败，并且换回了单独监禁的惩罚，但这个年轻的下士依然锲而不舍，在1943年2月第三次越狱，终于成功脱逃。巧的是，法国导演罗伯特·布列松后来拍过一部相似题材的电影《死囚越狱》，讲的是一位法国中尉在纳粹监狱中如何一次次越狱的故事。而亨利·布列松在二战前还曾在让·雷诺阿的电影中任第二助理导演，战争中却成了电影般传奇故事的主角。越狱后，布列松躲在法国西部都兰地区的一个农庄里，弄到伪造证件后，又加入法国地下抵抗组织，与他们一起援助其他法国战俘。1943年，他回到孚日山脉，挖出被俘前藏好的徕卡相机，跟其他摄影师一起秘密地记录下法国民众抵御纳粹的过程，以及后来的解放。
    在战争尾声，他还应美方邀请，拍摄一部反映战俘和难民重回故园的纪录片《返乡》，时长32分钟。片中拍摄到集中营的囚犯在迎来自由那一刻的惊愕、惘然、喜悦、又突然悲从中来的表情和反应，给观众留下了震撼的印象。此外，该片还记录了这些战俘回到巴黎的临时医院，与亲友重聚的情景，留下了非常珍贵的战时影像。这部影片传回美国的同时，也传去了布列松在战争中“阵亡”的消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在“悲恸”之余，竟把原先准备好的展览临时撤换掉，举办了一场布列松遗作展，结果这场别开生面的遗作展迎来了闻讯赶来的布列松本人。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还同时出版了《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摄影集》——作为布列松出的第一本书，如果没有这出“乌龙”，它诞生的日期肯定还会更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