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英美等国垄断资本在政治、经济上对纳粹运动的大力支持，也是希特勒得以上台的原因之一。
    英美等国垄断资产阶级出于他们共同的反苏反共与争霸的需要，利用和扶植德国法西斯势力。美国垄断寡头向德国军火工业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贷款，他们完全知道其中一部分流入了法西斯的金库。英荷石油大王亨利·戴特林，以及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都是希特勒纳粹党的直接资助者。〔27〕早在1923年福特就给了纳粹党30 万美元的赏钱〔28〕。希特勒曾授予福特以德国鹰勋章，以示感谢。 仅美国银行家沃布克就给了希特勒2500万美元的资助。〔29〕希特勒的外国施主还有瑞典火柴大王雷格尔和法国军火康采恩耐克尔-克雷佐。〔30 〕另据《WhoFinaced Hitler?》（《谁资助了希特勒》）一书披露， 资助希特勒的人中，有13个国家的银行家、企业家和贵族。其中有英格兰银行总裁蒙古·诺曼，一个国际石油公司的首脑亨利·德特丁爵士和俄国大公爵夫人维多利亚。〔31〕
    外国垄断资产阶级除了不断为纳粹党提供补助金、 输血打气外， 1930～1933年这些国家的垄断组织又利用其喉舌大造舆论，强调纳粹党掌权是挽救德国和欧洲免于混乱状况和抵制布尔什维克主义化的“唯一可能性”，1933年元旦“纽约时报”公然鼓吹：“希特勒的民族主义是防止共产主义的德意志的最好屏障。”〔32〕当时柏林美国大使馆向美国外交部报告说：“一般人都确信，法西斯分子即将上台，或者参加现政府，或者是组织政府。”但布鲁宁下台后，继任者不是希特勒，而是巴本，“纽约时报”就于1932年6月1日写道：“假使任命阿道夫·希特勒继任，那就显然在华盛顿更孚众望了”。〔33〕美国臭名昭著的反共急先锋约翰·杜斯还到柏林代表垄断资本对希特勒上台作最后的催促和保证。〔34〕国际垄断资本的大力支持，加快了希特勒上台的步伐。
    五
    在德国未能建立起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也是希特勒得以上台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当时的德国，唯一可以阻止法西斯上台的社会力量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广大革命群众。德国共产党制定了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集中于阻止纳粹上台的正确方针。1930年发表了“德国人民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纲领。”向人民指出要改善现状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有可能。纲领揭露了纳粹党的目的是要挑起战争，把德国人民引向苦难的深渊。这个纲领受到了德国人民的欢迎，共产党的影响日益增长。
    德共一面领导群众进行斗争，一面致力于同社会民主党建立合作关系，因为尽管社会民主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已一落千丈，但仍然控制着相当数量的工人阶级。与共产党的愿望相反，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多次拒绝建立统一战线。
    1925年第一任共和国总统艾伯特死后，老牌军国主义分子兴登堡当选为总统，在这件事上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帮了大忙。他们提出了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谬论。虽然在第二次投票时，德共为了争取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而提出把自己的候选人台尔曼撤回，而将票投向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可是社会民主党也将自己的候选人撤回，将票投给兴登堡。兴登堡的上台实际上为希特勒上台奠定了基础。
    1932年7月20日，巴本突然解散了普鲁士省政府。〔35 〕把社会民主党政府赶下了台，共产党建议社会民主党领导举行总罢工，抗议巴本政府的蛮横决定。可是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们仍然拒绝反抗，反而污蔑共产党的建议为“挑衅”。
    在1932年3月的总统选举中， 社会民主党与德共提出的“选举兴登堡就是选举希特勒”的竞选口号大唱反调，继续兜售“小害论”，提出了“选举兴登堡就是打击希特勒”的欺骗口号，从思想上再次分裂了工人阶级的力量。特别是在1932年11月6 日国会选举这一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时刻，他们继续抱着这种反动分裂方针不放。当时不同意把政权交给纳粹分子的团体在国会中占据了多数席位（占580个议席中的310个）。在国会代表总数中，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占37.8%。〔36〕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反法西斯力量能联合起来，就会出现阻止希特勒上台的现实可能性，但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又一次拒绝同德共采取一致行动，并对德共进行诽谤和攻击。
    就是在希特勒上台的当天，德共建议社会民主党和全国工会联合会同共产党一起组织总罢工，以反对希特勒的法西斯专政，结果仍然遭到社会民主党的拒绝。
    社会民主党的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论调，每当德国反动势力向人民进攻时，他们总是要引用这种观点，好象他们只能在“大害”（希特勒）和“小害”（兴登堡）之间进行选择。好象德国人民是处在遭到路匪袭击，而手无寸铁的牺牲者的境地，在实弹手枪面前只有不大愉快的选择：“钱还是命。”正是由于社会民主党背叛了工人阶级的利益，破坏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为希特勒上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法西斯制度在德国的建立，也是“替法西斯主义扫清道路的社会民主党叛卖工人阶级的结果”。〔37〕
    同时还应指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没有形成，与当时德共本身策略上犯有教条主义和“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也有关系。当时在德共内部还有不少社会民主主义和卢森堡主义的残余，这些对党有害的残余主要表现为民族问题和联盟政策上的宗派主义。党的斗争矛头既针对纳粹，有时也针对社会民主党，德共青年组织甚至扬言：“碰上社会民主党的小崽子就揍他。”这就不能不使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更加困难。而在这个时期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敌视党的集团，即托洛茨基的纽曼集团，这个集团主要是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违反党的路线而执行宗派主义的政策。特别危险的是他们把法西斯主义当做“革命的跳板”的理论。这就是说，如果法西斯分子上台，那么革命就要爆发了。因此，他们就妨碍了反对法西斯危险的无情斗争。
    对于法西斯专政在德国的建立，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曾经指出：“法西斯主义所以能够掌握政权，主要是因为工人阶级受社会民主党领袖们所执行的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策影响而陷于分裂，因而面对着进攻的资产阶级时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已被解除武装。但是共产党的力量又不足以不要社会民主党甚至反对社会民主党，来发动并领导群众进行反法西斯主义的坚决斗争。”
    正是以上这种种错综复杂的原因，希特勒这个独裁者才得以爬上德国统治阶级的最高层，建立了法西斯独裁统治。仅仅强调某一方面的因素是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的，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