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垣诱降与第二次近卫声明虽遭挫折，但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汪精卫与日本情投意合。他于12月18日，率其妻陈璧君、秘书曾仲鸣等人逃到昆明，次日抵河内。按预定计划，22日近卫发表第三次声明，即所谓《中日关系之根本调整方针》。29日汪精卫公然在河内通电响应近卫第三次声明。汪精卫叛国投敌引起了举国上下的声讨。汪蒋之间的裂痕再也无法弥补，日本以汪为桥梁，诱蒋投降的道路也就完全封死了。而且汪精卫继续留在河内对日本来说是危险的，因此，日本政府派陆军省的影佐祯昭、外务省的矢野征记等人于1939年5月把汪接到上海。
    1939年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对是否加入德、意、日轴心集团展开了争辩。大部分成员主张加入，近卫文磨是其中最坚定分子之一，他对别人的意见根本不听。
    日本侵华战争目标的升级，必然导致其军事行动的升级。近卫内阁上台伊始，日本帝国主义便制造一系列事端：7月7日挑起芦沟桥事变。7月11日，近卫内阁决定向华北派兵7个师团，并发表声明称：“政府在本日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为掩盖其侵略行径，近卫将“芦沟桥事变”称为“华北事变”，后又改为“中国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由此开始。7月30日， 日军侵占北平和天津；11月12日占领上海；12月13日占领南京，制造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30多万无辜百姓死于日寇刀枪之下。1938年1 月，御前会议作出了《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并立即由陆军省军务课以首相和参谋总长的名义，用“至急、亲展、极密、暗号”专电通知侵华日军各头目。1938年10月，日军侵占了广州和武汉。至此，日军在中国投入的兵力已达24个师团，连同后勤人员共达100万人。 由于中国军民英勇抵抗，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受阻，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近卫文磨上台以后，为适应其全面侵华战争需要，又进一步推进了日本法西斯化。
    首先，全面改革行政机构，健全法西斯体制。近卫内阁成立后，立即把五相会议制度化，确立了少数阁僚制定国策制度，可以使权力更加集中。而且陆、海相通过军部大臣武官现役制控制了内阁。近卫内阁又于1937年11月设立了大本营，作为最高统治机关，加强政务与军事的联系。此外，还将原来的企划厅与物资局合并，改为企划院，作为统制经济的中枢机构，积极推进了日本国民经济的军事化。
    第二，制定“国家总动员法”，将日本纳入战时体制。它是在军部指导下，由企划院草拟的，其目的在于把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完全置于法西斯官僚的统治下，以实行战时总动员。军部和近卫内阁以暴力手段强迫议会通过这个反动法案，以适应战时需要。据此。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通过对各种物资的征用、调配和消费的调整、劳动力的统治以及军需生产的扩大，把一切人力、物力和资金都用于战争，使日本国民经济完全步入战时轨道，建立了服从于侵略战争的战时体制。
    第三，制定各种法制，加强对国民经济的统治，并实行战时财政。“七七事变”后，近卫内阁就追加9700万日元的军费，8月又追加4.2亿日元。在第72次临时议会上以追加预算的形式通过20.75 亿日元的临时军费。这样，就使日本的财政完全转为战时财政。近卫内阁还制定了“产业统制法”、“输出入临时措施法”、“临时资金调整法”等等，加强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压制民间工业，将资本、劳动、物资都投入军需工业。1937 年陆军省向内阁提出《重要产业五年计划纲要》， 规定了1937～1941年的战争物资生产。该计划与参谋部的《战争准备计划方针》等文件相适应。
    第四，近卫内阁为了实行思想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采用了残酷手段镇压民主主义和反法西斯斗争。近卫于1937年9 月强行推行所谓“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向人们灌输“东亚共荣圈”、“建设东亚新秩序”等征服世界的思想。1938年又将这个运动改称为“兴亚奉公运动”，规定每月1日为“国旗饭盒日”。 所谓“国旗饭盒”就是在饭盒里只盛饭，中间放上一枚红酸梅代替菜，表面看起来如同太阳旗。与此同时，还采取各种办法激发“民族意识”，如在大街小巷到处播放内阁情报局选定的“爱国进行曲”。
    第五，近卫内阁对思想、文化、娱乐活动实行严厉的战时统治。如严加检查出版物。1938年给《中央公论》杂志以禁止发行处分，理由是该杂志刊载的石川达三的《活着的士兵》中描写了日军在中国的残暴行为。为了使电影服务于侵略战争，下令禁止拍摄揭露社会黑暗、表现自由主义，直至描写恋爱的影片，也只能制作与“国家共命运”的鼓吹对外侵略，宣扬日军“英勇作战”的电影，如《上海陆战队》、《扬子江舰队》等等。在教育方面，为了适应战时体制，进一步加强军国主义教育，文部省编纂了宣扬天皇主义的《国体本义》，并把它分发给全国各个学校。同时还实施青年学校义务制，强迫80%以上男女青年入“青年学校”，培养加强国防和推进法西斯化的“骨干人员”。此外，近卫内阁还加强对民主势力和反法西斯主义的镇压。如1937年12月，借口逮捕400多名革命和进步人士， 并下令解散日本共产党和日本工会全国评议会，逮捕东京大学教授大内兵卫军经济学者集团。河合荣治郎也遭到起诉，连他的著作也被禁止发行。
    总之，大量事实表明，近卫文磨是日本策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罪魁。正因为如此，恶贯满盈的大战犯近卫文磨最后畏罪自杀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个历史教训应当牢牢记取，中日两国人民应当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反对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复活，反对战争这是两国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历史揭示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