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冲突、融合及其时空效应
    在公元前2000年中叶以前，人类最早出现的几个文明（汤因比称之为“亲代文明”）分别由西向东分布在北回归线到北纬35度的狭长地带上，它们是爱琴文明、古代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哈拉巴文明和中国黄河流域文明。这个狭长地带由于雨水充沛、气候适宜，成为孕育农耕文明的温床。在这条狭长地带的北面和南面，则生活着许许多多追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民族。人类最初的文明如同一小块酵母，处于广大的游牧民族的包围之中。随着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间的接触、冲突和融合，文明开始“发酵”。这个“发酵”过程是借助野蛮剽悍的游牧民族的入侵而实现的--游牧民族以暴力方式征服农耕世界，然后在漫长的和平时期中反过来被农耕世界的文明所同化。农耕世界的文明通过游牧民族的入侵逆方向地扩展到入侵者原来活动的蛮荒之地，使处于野蛮状态的游牧者皈依于文明的农耕定居生活。
    文明借助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间的冲突、融合而扩展的运动过程，在时间和空间坐标上表现为双重运动轨迹。一方面是文明在地域上的扩大，另一方面则是文明在形态上的更迭。其结果一方面打破了各民族相互分散的封闭状态，使人类历史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世界历史；另一方面则导致了亲代文明之间的嬗变更迭，促成了历史自身的发展运动。
    从公元15世纪以前的3000多年时间里，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大规模的武力冲击共有三次。第一次发生在公元前2000年初叶至公元前1000年中叶，入侵者主要是操印欧语的诸游牧民族。他们在狭长文明地带的北面由西向东一字撒开，分别对爱琴海地区、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的各亲代文明进行了来势凶猛的冲击。这次大冲击断断续续地进行了1000多年，其结果导致了爱琴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哈拉巴文明、中国黄河流域文明等亲代文明的灭亡和希腊文明、西亚（波斯）文明、印度吠陀文明、中国秦汉帝国等子代文明的产生，并且使文明的域界向北扩展到多瑙河-高加索-药杀水（锡尔河）-天山山脉一线，大约扩展了8～10个纬度。第二次大冲击是一场由东向西的浪潮，它最初是由游牧于中国阴山和祁连山西北草原上的匈奴人推动的，这些匈奴人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5世纪间横扫亚欧草原的征服活动引起了一场民族大迁徙的“多米诺骨牌”运动。在匈奴人强大的压力下，亚欧草原上的各游牧民族被迫西移或南迁，从而导致了对农耕世界的大入侵。这次冲击的结果，在文明形态上由东向西分别促成了秦汉帝国、波斯萨珊王朝、西罗马帝国以及早已名存实亡的古代埃及文明的灭亡和印度笈多王朝的衰落，并且在这些旧文明的废墟上产生了一批新文明国家，如唐宋帝国、阿拉伯帝国、西方基督教文明以及半新半旧的拜占廷文明；在地域范围上，由于匈奴人、鲜卑人、大月氏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外的日耳曼诸部族和阿拉伯人等游牧民族在入侵农耕世界的过程中纷纷接受了后者的文明，从而使得从波罗的海到利比亚、从黑海南岸到阿拉伯半岛、从祁连山到孟加拉湾的广大区域都进入了文明的范围，文明世界的域界又扩展了20多个纬度。第三次大冲击主要来自于蒙古人和突厥人，它来势凶猛、覆盖面广但却为时较短（起于13世纪，到14世纪已临近尾声）。这次冲击使“亚洲和大部分欧洲的政治组织都变换了。许多地区的人民被灭绝或四散，永远改变了其种族特征。世界主要宗教的分布和力量也发生了变化。”①虽然蒙古人并未能创造出一个独特的和持久的文明，但是这次冲击却使更多的民族和地区进入了文明世界的疆域。
    蒙古人的征服是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冲击，“自此而后，历经3000多年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矛盾大体定局。游牧世界各族在入侵时期的军事优势，一当他们进入农耕地带，就在各自农耕化或进一步农耕化的过程中逐渐消失。农耕世界一次又一次地把入侵的游牧、半游牧、趋向农耕的各部族吸收到自己的经济文化体系中来。三次移徙、冲击浪潮的结果，是游牧世界的缩小，农耕世界的扩大。”②随着荒原莽林变为桑田的过程，文明的农耕世界以和平的方式借助剽悍的游牧民族入侵的反作用力把游牧世界从地图上一点一点地抹掉。到了15世纪以后，零星分散的游牧民族再也不能对实力雄厚的农耕世界构成威胁，它已经不再能够作为一个“世界”存在了。于是，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矛盾就让位于农耕世界与它自身中所孕育的工业世界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在世界范围内典型地表现为西方新兴的工业世界与仍然停留在传统的自然经济中的农耕世界的矛盾，具体地说，就是西方工业世界对非西方农耕世界的征服和影响。只是从这时起，人类的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才真正被联系在一个休戚相关的整体之中，历史才最终转变为世界历史。
    二、工业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征服与泛西方化浪潮
    18世纪开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无疑是人类历史上一场具有空前意义的巨大变革，它极大地改变了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面貌。工业革命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西方近代文化的最终确立，但是工业革命并非突然发生的，它是西欧社会数百年来一系列重大的思想、政治变革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以农为本的封建经济在迅速发展的商业和航海业的刺激之下向以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转变的必然结果。
    与封闭状态的农本经济不同，资本主义工业经济是一种开放性和世界性的现象，它一旦产生，就必定不可遏制地把它的触角伸向世界上一切有人居住的地区。事实上，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的出现本身就有赖于海外贸易和殖民活动的发展。重商主义是资本主义工业世界产生的历史前奏，而重商主义在西欧的兴起与地理大发现和海外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美洲新大陆和通往印度、东南亚等地航路的发现导致了欧洲海外贸易和殖民时代的到来，而海外贸易和殖民活动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又反过来加速了欧洲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
    15世纪可以称作一个航海时代。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航海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船舶制造、航海技术、航海设备以及有关的天文地理知识都达到了相当水平。从实力方面来说，中国的情况可能还要略占上风。1405年至1433年间，郑和统率的庞大的中国船队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进行了七次远航，遍访了从马六甲、锡兰到红海入口处以及桑给巴尔的港口。然而郑和远航的目的只是为了向恭顺天朝者馈赠物品和慑服不从命者，以彰耀大明朝的恩威，与那些受经济动机支配的葡萄牙、西班牙航海家们的目的迥然而异。正是由于传统农耕生产方式和儒家“重义轻利”思想的束缚，中国坐失了一次走向世界的良机。郑和的七次远航不仅没有成为中国海外扩张的序幕，而且自此之后，中国对外开放的大幕反倒紧紧地闭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