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战场上，1944年6月第二战场开辟以前，苏联一直是被迫单枪匹马的同德国厮杀。因此，苏联在战时对南斯拉夫政策的基本点是：利用南斯拉夫的抵抗运动，对德军实行大规模的牵制战略，配合苏联红军的战争行动。为此，苏联一方面与逃到伦敦的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加强联系，协调其战略；另一方面又通过共产国际命令南共发动武装起义，“采取一切措施支援并促进苏联人民的正义斗争。”⑩南斯拉夫王国政府流往国外后，南共中央高举抗战旗帜，领导武装起义。经过4年的抗战，南共领导的武装力量打退了德意法西斯军队的7次大规模进攻，长期拖住德意及其附庸国的60-70万大军，使其不能参加对苏作战。在战争期间负责“东南线”的德军上将莱尔在1945年6月受审时曾这样评价南斯夫的抗战：“使被牵制在南斯拉夫的德国部队解脱出来并调往东线这一首要任务根本没有完成，相反，不得不调来新的德国士兵和指挥人员。”（11）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屡建奇功的朱可夫元帅在1957年访问南斯拉夫时指出：“在法西斯军队逼近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的艰难日子里，苏联人民和苏联军人以感激的心情望着你们南斯拉夫，当时你们在南斯拉夫，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英勇地同占领者展开斗争，牵制了法西斯军队的大量兵力。
    南斯拉夫人民的抵抗运动有力地支援了英、美军队在北非和地中海战场的作战。首先，南斯拉夫游击队使大量德意军队陷入巴尔干战场之中，无力增援北非战场，有利于西方盟军在北非发动攻势，扭转其不利的战局。其次，巴尔干要冲的激战，阻断了中欧与地中海的交通线，破坏了德意军队的后勤供应线，从而使德意法西斯在地中海和北非的力量大为削弱；最后，南斯拉夫的抗战还直接配合了英美盟军在南欧地区的战斗，使其顺利攻入意大利，迫使意大利投降。
    （四）从中南两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来看，虽然两党是民族解放战争的中流砥柱，虽然两国的斗争都支持了苏联的卫国战争，但以苏共为首的共产国际却对中南两国革命心存疑虑，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束缚了中南两党的行动。
    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队，始终是抗日的主力军。中国人民的抗战，遏制了日本军队的北进，从而使苏联在远东地区获得了一方安全，集中其力量在欧洲反击德军。但是，当时苏联政府不但在政治上承认蒋介石政权，而且在经济上将向中国提供的一切军事援助“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对于中共，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则存有怀疑。他们怀疑中共在意识形态上的纯洁性，认为中共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1944年8月，莫洛托夫在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会谈时认为：“中国有人自称共产党，其实不是，就是一批人没有土地，分完土地就完了。”（13）斯大林也多次指出：中共是“人造奶油”共产党，是“来路不正”的共产党，是“红萝卜”式的共产党（14）（意思是外面红，里面白）。苏共还怀疑中共的力量。苏联在利用中国牵制日本问题上，是寄希望于国民党政府的。在斯大林看来，中共的力量还太“孱弱”，中国共产党无力取代蒋介石。在抗战后期，斯大林在接见美国总统特使霍普金斯时认为，蒋委员长是中国唯一有资格能负起统一中国的领袖，而中共的领袖却没有一个有资格足以成功地完成这一任务。
    在上述指导思想的支配下，苏共在中国抗日战争过程中，束缚中共手脚，要求中共对蒋介石采取无条件的联合和妥协迁就的错误方针。在抗战初期，苏联反对中共提出的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支持王明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方针，要求中共放弃领导权，服从国民党的政策。对此，周恩来曾经指出：“第二次王明路线与共产国际不无关系。斯大林信任王明，季米特洛夫和王明关系也好。”（16）毛泽东后来也指出：“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17）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围歼新四军6000余人，面对这一事件，苏联一方面仍将军事物资源源不断地运给国民党，另一方面要求中共采取克制态度，避免内战扩大。“皖南事变”后，中共代表在重庆对国民党的反共活动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但共产国际对此横加指责，并要求中共“改善同蒋介石的关系。”1943年12月季米特洛夫致信毛泽东，毫无根据的指责中共正在执行“减少同中国外来占领者的斗争和摆脱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硬将延安整风运动中提出的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投降主义，指责为反对或摆脱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后期，苏联对华政策的基本点仍然是避免国共发生内战，极力维护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为此，抗日战争刚一结束，斯大林就亲自来电，督促毛泽东赴重庆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