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古典时代的任何一个横断面看，雅典妇女与城邦社会的关系都是相当微妙的：后者固然不能没有前者而单独存在，但城邦社会的繁荣也有赖于对广大妇女进行约束和限制。
    妇女对于城邦社会的重要性，首先体现在她们的生殖能力上。由于公民和公民集团的再生离不开女性的参与，城邦的统治者就很自然地把妇女看成是一部不可或缺的生殖机器，城邦一切有关妇女的立法，也必须要围绕着这个目的来进行。雅典的立法者们深感私有制家庭的稳定是城邦社会稳定和繁荣的前提，因此他们特别强调财产继承人的合法性。为了确保私有财产能在家庭的范围内顺利地传给下一代，雅典法律规定：在公民只有女儿没有儿子的情况下，此女须嫁与她的叔父为妻。[⑩]但是由于雅典人和其他希腊人一样实行一夫一妻制，因此这一规定就意味着叔父有时候为了与侄女结婚而不得不与自己的原配妻子离婚。雅典法律还禁止成年公民过得独身生活，没有正当理由而坚持独身的成年人被当成是罪犯而受到处罚。[①①]显然，立法者期望通过这一禁令去鼓励公民结婚，以便为城邦社会缔结更多的家长制家庭和繁殖更多的新公民。对于结婚的倡导并不一定要导致对于离婚的禁绝--如同古代中国的传统那样。实际上，只要有必要，离婚仍然受到鼓励，例如，在妻子不育或不忠的情况下，丈夫提出离异，就不仅仅是一种权利，而且是一种义务。这一习惯无疑也是服务于城邦社会的再生和稳定这一大局的。
    既然生殖和家庭之道受到城邦社会如此重视，雅典妇女本当以自身的重要性作为与男人讨价还价的筹码，以求在家庭和城邦中夺得一席之地。但事实远非如此。在希腊世界里长期存在着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在生育的问题上，孩子的真正本源是父亲而不是母亲。例如爱斯奇里斯在《复仇三女神》一剧中便通过阿波罗神的口表达了这一观念：“母亲并不是孩子的本源，她不过是骑士种下的种子的保护人；骑士才是孩子的真正本源。”[①②]在这种传统观念的支配下，妇女在任何领域里都无法获得丝毫的发言权。一个男人如果认为有必要，他就可以命令他的妻子中止妊娠，甚至溺杀已出生的婴儿。已婚女人终日被幽禁在自己的房间里，不经允许便不得擅自离家。在街上，她们必须以头盖遮掩面部，并由年长女奴陪伴。当有丈夫的客人来访时，她必须退避，并单独用餐。除了充当丈夫传宗接代的工具之外，妻子在家庭中的工作还包括教养子女和率领奴仆为全家准备衣着及食品。对此恩格斯曾中肯地指出：“在雅典人看来，妻子除生育子女以外，不过是一个婢女的头领而已。”[①③]
    现在让我们看看一般雅典人是如何对待婚姻的。在雅典人看来，这个世界一开始就分裂成为尖锐对立的两个部分：文明的和有序的男性世界与野蛮的和混乱的女性世界；由于妇女缺乏理性和放任不羁，她们在本质上便与野兽或魔鬼具有共通之处；如同野兽骚扰初民生活和魔鬼影响神界安宁一样，妇女也对男性秩序造成威胁；不过，猎人用武力征服野兽，神灵用神法征服魔鬼，而男人则用婚姻征服妇女。[①④]由此可见，婚姻不仅是繁殖城邦公民的途径，而且是控制和支配女性的最基本的手段。在实际生活当中，雅典人的婚姻就是在两个男人之间进行的交易，因为当事的女性没有任何表达自己意向的权利。雅典人的通婚仪式分为订婚和结婚。订婚实际上便是在双方的父亲之间对新娘进行讨价还价并由女婿向岳父提交价钱的过程；而结婚则是岳父向女婿交付新娘的过程。在结婚仪式上，新娘的父亲在神坛之前发誓宣布解除自己对女儿的权力并郑重地把她交给她的丈夫。通过这一仪式，原来受制于父权的女性便落入了夫权的支配之中。虽然新娘的父亲可以从女婿手中获得一笔聘金作为转让女儿监护权的代价，但是一般的雅典人仍把养育女儿看作是一件最不合算的投资，因为根据雅典的传统，父亲在女儿出嫁时必须陪上一笔份量可观的嫁妆。这就是溺杀女婴的恶习在雅典得以长期流行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根源。已婚妇女一旦丧偶，便有两条出路可供选择：她可以嫁给先夫的同族人，也可以选择寡居。在改嫁的情况下，她自然没能摆脱夫权的控制：而在寡居的情况下，她仍然未能免除男性权力的支配，因为根据雅典的法律，寡妇只是其儿子财产的看护人，而不是其先夫遗产的继承人，她在法庭上不能成为独立的证人，在家庭中，她只能依附于她的儿子。
    与男性社会的情形相反，雅典的习惯和舆论鼓励女性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亚里士多德认为：由于妇女只拥有男人一半的思维能力，因此服从就是她们的天职；他还借用索福克里的诗句来给妇女的优良品德下定义：娴静就是妇德。[①⑤]伯利克里在其著名的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讲辞中也提到：妇女应有的标准就是为城邦作出“很少为男人所谈论”的贡献。[①⑥]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虽然堪称是政治开放的典范，但它仍然是一个等级繁多、身份高低有别的国度。就一般的情况而言，雅典妇女受束缚的程度，往往与其丈夫的社会地位成正比例发展。在上流阶级的圈子里，一个女人的坏名声足以断送她丈夫的政治前程。例如，作为雅典传统上的最高权力象征的典礼执政官（即巴赛琉斯）就必须娶一名最具妇德的女子为妻，合格的人选应该是：她必须是第一次结婚，而且婚前是处女，婚后对丈夫保持绝对的性忠诚，对丈夫的公务守口如瓶。在这样的一种文化氛围的熏陶下，雅典体面女性那种内向和沉静的气质必然与其男性同胞的能言善辩和挑衅型性格形成鲜明对照。当然，对于广大的普通妇女来说，要严格遵循男人社会所确立的妇德规范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普通妇女所承受的男性社会的压力便要少得多。根据杜丹的说法，雅典下层公民的妻子甚至可以像男人那样与成年儿子一道出去当雇工。[①⑦]在雅典的女性世界当中，最引人瞩目的也许是那部分被认为是“不体面的”妇女，她们或是高层次的职业妓女，或是利用业余时间混迹于上流社会的放荡女人。由于这类人所从事的活动与当时的妇德规范格格不入，她们的公共名声就特别差，雅典法律把她们划入奴隶之列。但是，正因为她们不受雅典妇德的约束，她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便显得异常自由。她们常常在文化艺术和交际风度方面受到富裕男人的特别训练，并成为后者的社交代表和性伙伴。借助这种有利条件，她们便可以经常对由男人控制的城邦政治施加个人影响。普鲁塔克认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伯利克里之所以决定攻打萨摩斯，就是因为他的情妇阿斯帕西亚在其中起了作用。[①⑧]雅典人如此看重这些出身卑微的艺妓，自有其合适的理由：一方面，她们是男人们政治上的重要助手，而这样的角色是一名合法妻子所无法扮演的；另一方面，她们的存在，也不啻为那毫无爱情可言的一夫一妻制婚姻的一种补充。不过，随着这类艺妓的大量出现，公民集团的妇道纲常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在许多体面家庭的内部演出了一幕幕不体面的丑剧，这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对妇女的侮辱，却在男子身上得到了报复并侮辱了男子本身。”[①⑨]
    如果认为雅典公共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拒绝公民妻子的介入，那将是不够全面的，因为城邦的宗教活动至少在表面上还是对她们开放的。与希腊其他城邦一样，雅典神庙的主要祭司都由女性担任，并且大多是终身职。女祭司除了向城邦守护神提供日常性的祭献以外，还担任城邦预言者的角色--这实际上是以神意的形式把妇女的愿望和建议表达出来以供男人们在决策时作参考。女祭司们可以经常参加城邦的观剧活动，雅典娜神的女祭司波利娅斯在剧院里还拥有一个固定的前排座位--这种叫“波洛德里亚”的特权一般是专为那些对城邦作出重大贡献的人所预留的。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载，雅典公共祭祀和庆典上的合唱队，也由妇女组成。[②⑩]在农村地区，平民妇女甚至拥有专属自己的宗教节庆--狄奥尼索斯节，据说成为雅典高雅娱乐之一的戏剧便是起源于这种野蛮的妇女狂欢。这种农村妇女的节庆，在僭主庇西特拉图时期开始合法化，并被推广到希腊的其他城邦。[②①]然而，妇女涉足宗教活动，并不真正表明她们在这个领域里已经取得了与男人一样多的参与权利。因为首先，与古代中国和古代罗马的情形一样，雅典人的宗教也是完全从属于世俗政权的。[②②]在政治社会中没有立锥之地的妇女，虽然终于在宗教领域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但她们很快就发现；负责制定城邦宗教政策的高级教职仍然是男人们的专利，她们充其量不过是后者用以实现其宗教目的的一个驯服工具而已。其次，雅典人通常把投身于具体的宗教事务只是理解为一种低贱的义务而不是一种权利，他们坚持认为：由于妇女的生殖功能与神鬼驾驭死亡的能力有着某种相通之处，因此由女性去与神鬼打交道便是天经地义的了。[②③]这样一来，妇女们就等于是被强迫着去接受这种男人所不愿履行的义务。
    与古代中国及其他东方国家的女性一样，雅典的妇女也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和国家政治制度的完善而日益被从公共生活当中排挤出去，并被牢牢地束缚在家长制的家庭体系里。随之出现的妇德规范，毫不例外地把人为的男女差距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变成一种社会的传统习惯，而一系列的立法则增强了这一趋势。然而，由于雅典人最终在政治上确立起了合议制的和民主的原则，他们的家庭与城邦社会的关系便自然要受这一原则的影响和制约：男性公民在城邦公共生活中的普遍平等却以家庭中男性对于女性的奴役为前提。家庭关系与社会政治关系的这种“逆方向”的发展，为西方古代传统的特征树起了又一个重大的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