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赫鲁也主张印度民族独立以后要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禁止少数人也即地主垄断土地并凭借其对土地的所有权来剥削与压迫农民，换言之“中间人”地主将被排除，提倡土地的合作化。1958年8月15日尼赫鲁在《基本方法》一文中指出：“土地改革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因为如果不进行土地改革，特别是在像印度那样的一个人口高度稠密的国家里，农业生产率就不能获得根本的提高。但是土地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更为深刻的。改革的目的是要打碎一个停滞的社会中的古老的阶级结构。”[①⑨]根据尼赫鲁的这一精神，1964年1月印度国大党在《布巴内斯瓦尔决议》中指出：“印度国大党关于土地政策的目的，是使实际耕种者与国家发生直接联系，中间人将被排除。而且还要限定私人耕种土地面积的最高额。”“土地改革的目标是在村社和自愿联合基础上的合作社农业经济。”[②⑩]“这也将意味着土地的合作化或集体管理。”[②①]总之，孙中山和尼赫鲁都反对少数人也即封建地主垄断土地并凭借其对土地的所有权来剥削与压迫农民，倡导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主张“耕种者”农民能直接拥有土地，以使农民从封建的依附关系中获得解放，从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显然他们两人在这方面的设想基本上也是一致的。
    另外，孙中山主张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成功以后应该发展社会生产力。20世纪初期，孙中山鉴于当时中国贫穷落后，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社会经济发展相当缓慢，因而主张民族民主革命成功以后，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尽快地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以使中国早日繁荣富强起来。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在一次演说中就已经指出：当时中国“患贫极了”，采用人工生产，“其生产力甚少”；“若用机器，至少可加十数倍。生产加十数倍，则财富亦加十数倍，岂不成一最富之国。”因而他明确地提出应该发展社会生产力，“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②②]他还进一步指出，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关键在于国家的交通尤其是铁路建设。他甚至自告奋勇地要去担任全国铁路督办，想在10年内修筑20万里铁路。他认为只有先从事好交通业尤其是铁路建设，中国实业的振兴才有可能，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才会发展。孙中山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这一主张也是符合经济不发达的中国国情的，因为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实际上也继承了这一主张。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②③]当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毛泽东又及时地向全党提出：“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要团结全国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②④]。即使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仍然主张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以使中国早日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由此可见，当年孙中山的上述主张是十分合理的，具有预见性。
    尼赫鲁也主张印度民族独立以后应该发展本国的社会生产力。1944年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就指出：印度将来“目的应该是使国民生产力向一切可能的方面去扩展”[②⑤]。1958年8月15日尼赫鲁在《基本方法》一文中又指出：要“增加生产力”；“在一个不发达的国家里”，“努力工作，提高全国的生产率”[②⑥]。根据尼赫鲁这一精神，1964年1月印度国大党在《布巴内斯瓦尔决议》中指出：要“最充分地最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资源，达到国家的经济繁荣”；“快速发展经济，不断提高农业和工业的生产水平”，使“国家经济可以转变为具有高水平生产的现代化和高效率的经济”[②⑦]。尼赫鲁主张发展社会生产力也是符合经济不发达的印度国情的。总之，孙中山和尼赫鲁都主张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这反映了落后国家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迫切性与必然性。
    最后，孙中山主张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成功以后应该对外开放，利用外国的资本、人才和方法。20世纪初期，孙中山鉴于当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与物质财富，科学技术发展迅速，而当时中国则贫穷落后，科学技术极不发达，缺乏大规模经济建设所需要的资本、人才和科学技术方法，但他又认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又决不能缓慢地发展，以致总是让自己落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后面，而应该快速地发展。于是他主张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成功以后应该对外开放，有鉴别地、有批判地从西方吸取一些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有裨益的成分，以尽快地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局面。1912年10月23日，孙中山在一次演说中就已经指出：“要想实业发达，非用门户开放主义不可。”[②⑧]他认为中国欲振兴实业，最缺乏资本、人才和方法，主张在这几个方面要借助于外国：“凡是我们中国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②⑨]对于铁路、工业、矿业，“要发达这三种大实业，照我们中国现在的资本、学问和经验都是做不来的，便不能不靠外国已成的资本”，“不能不借助外资来发展交通运输事业，又不能不借用外国有学问经验的人才来经营这些实业。”[③⑩]但在借助外国的时候，重点在利用外国的资本。而利用外国的资本则必须将发展之权操之于我：“惟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③①]“惟止可利用其资本人才，而主权万不可授之于外人。”[③②]孙中山采用对外开放主义，其根本目的还是用来快速地发展本国的社会经济，使中国早日繁荣富强，将“与外国并驾齐驱”，甚至“不特要在列强中占一席，驾乎列强之上，亦意中事。”[③③]孙中山的这些主张也是非常合理的，因为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实际上也继承了这种主张。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搬，机械搬运。”[③④]即使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也仍然主张要对外开放，更多、更好地利用外国资金、资源与技术，“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③⑤]，以利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尼赫鲁也主张印度民族独立以后应该对外开放，向外国学习，1944年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就已经指出：“和中国一样，印度必须向西方学习，因为现代西方有许多东西可以教导我们”[③⑥]；“在我心目中形成的‘将来’是印度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与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亲密合作”；“若是我们去到外国，那就是追求‘现在’。这种追求是必要的，因为和‘现在’隔离就意味着落后和衰退。……我们在这即将来临的国际主义之中必须发挥我们的作用，并且为了这个目的，也必须去旅行，去和别人会见，向他们学习和了解他们。”[③⑦]印度“不应该提倡闭关自守”；“印度在过去是惯于接受和吸收别种文化的。在今天尤有必要；因为在我们所走向的这个明天的大同世界之中，民族的文化将要和人类的国际文化互相搀合。因此，只要有地方可以寻得到，我们将去寻求智慧、知识、友谊和同志，并且在共同的事业中和其他的人通力合作，但是我们决非乞求别人的恩宠和照顾的人。因此，我们依然要做真正的印度人和亚洲人，而同时也成为优良的国际主义者和世界公民。”[③⑧]尼赫鲁在提倡对外开放、学习外国的时候，主张同时要坚持自己的独立，要有民族自尊心，这与当年孙中山主张在利用外资时必须将发展之权操之于我是完全一样的，因而同样是很可贵的。1964年1月印度国大党根据尼赫鲁的上述精神，在《布巴内斯瓦尔决议》中也指出：“如果农业增长率不能大大提高，那么，印度将不得不继续依靠外援”[③⑨]。总之，孙中山和尼赫鲁都主张应该对外开放，向外国学习，从而促进本国的社会经济向前发展。这也同样揭示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总之，孙中山和尼赫鲁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基本上是一致的。当然应该指出的是，他们两人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并非完全一致。例如，孙中山并未指出发展中国社会经济要运用“计划的方法”；但尼赫鲁却强调要运用“计划的方法”来发展本国社会经济。如1958年8月15日尼赫鲁在《基本方法》一文中指出：“在一个不发达的国家里”，“只有”“进行计划的方法，才能获得稳步的进展。”“计划化是必需的，否则我们将浪费极为有限的资源”[④⑩]。再如，孙中山并不主张要用“合作的方式”来管理工业，来组织与发展社会生产；而尼赫鲁却对此十分地重视。1944年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指出：“一切都要靠这计划的目标和管理计划的机关，当然还有那在后面的政府。是否这计划是明确地为了全体人民的福利和进步，为了给所有人以同等的机会，为了发展自由，以及为了用合作的方式来进行组织和行动呢？”[④①]“尤其是在印度，大企业之外，我们还必须有合作方式的对小型工业和农村工业的管理。”[④②]显然，孙中山和尼赫鲁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不过基本上还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