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布拉沃河将美国与幅员辽阔的拉丁美洲分割开来，这就是本文所说的广义上的南、北美洲之分。在这两个美洲之间不仅存在着巨大的贫、富差别，而且还有着更深刻的差异。尽管印第安人的社会问题在拉美远远没有解决，但拉美人终究把古代印第安人当成自己的祖先；而对于美国史是否应该包括印第安文明的问题，学术界似乎至今还在争论。在对待哥伦布西航的问题上，南、北美洲的态度也大相径庭。1792年，拉美各国充满了反殖情绪，正在酝酿一场全面的独立战争，整个美洲只有刚刚独立的美国庆祝了“发现美洲300周年”。1892年， 美国的教科书中添加了有关哥伦布的一节，说哥伦布西航是上帝安排的第一个步骤，它标志着盎格鲁-撒克逊美洲伟大的未来及其明显的帝国前途；当时拉美人还没有看清美国的本质，因而对此疑惑不解。1992年，许多拉美人在纪念500 周年的问题上反对“发现新大陆”或者“两个文明相遇”的提法，表现出鲜明的反殖民主义立场；而美国则大张旗鼓地准备把西班牙的哥伦布塑像搬运到美国，让它与自由女神像结合。这种区别绝不是偶然的。
    虽然现代南、北美洲都是15世纪欧洲殖民主义的产物，但美国人是继英国人之后的战胜者，它秉承了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中的殖民主义传统；而拉美人是继印第安人之后的战败者，它接续着殖民地人民的命运和血脉。难怪拉美“独立之父”西蒙·玻利瓦尔1825年在讲到北、南美洲的差异时，不无道理地使用了“美洲的英国人和讲西班牙语的美洲人”〔1〕的表达方式。1982年阿、英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之际， 拉美国家普遍支持阿根廷对该岛拥有主权，而美国人坚决地站在了英国人一边。于是，拉美人惊呼玻利瓦尔的先见之明，原来美国人就是美洲的英国人！
    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从文化意义上讲，存在着两个对立的美洲。1856年，哥伦比亚诗人何塞·马利亚·托雷斯在题为《两个美洲》的诗中第一次运用了“拉丁美洲”的概念〔2〕。19世纪末， 古巴革命思想家何塞·马蒂更加明确地指出，有两个美洲，一个是西班牙美洲，即“我们的美洲”，另一个则是来源不同、背景不同、风俗习惯不同、思想差距也很大的“另一个美洲”。当代墨西哥哲学家塞亚在本世纪40年代不顾压力发表了以《两个美洲》为题的文章，从而确立了他在拉美哲学界的导师地位。在许多论述南、北美洲异同的学者中，美国学者刘易斯·汉克写过《美洲有共同的历史吗？》一书，试图找到南、北美洲历史进程中的相同点，但是一无所获。〔3〕
    南、北美洲，如同两条泾渭日益分明的河流，人们究竟能不能说清它们在源头的差异？
    宗主国文化的差异
    15世纪的西班牙还没有完全走出中世纪，是当时欧洲天主教势力最强大的国家，扮演了反路德宗教改革的先锋。西班牙在社会和伦理道德方面充满了种种矛盾，就像堂·吉诃德的境遇一样，既受到社会物欲萌发的诱惑，又受到道德戒律的禁锢。西班牙对美洲的征服就是在这种矛盾中进行的。天主教的最高权威梵蒂冈教皇一边公然把一块有人居住的大陆赋予西班牙国王，一边又不断发布圣谕，严禁奴役印第安人。西班牙国王在堂而皇之地收取来自美洲大陆的金银、贡赋的同时，却又相当认真地组织学者讨论征服的合法性，1550年在西班牙巴利亚多利德开展的关于征服战争是否正义的讨论可能是西方殖民史上惟一的一次具有内部批判性质的会议。西班牙士兵向印第安人举起屠刀之前还要用当地人听不懂的西班牙语念一遍国王解释“圣战”意义的谕旨。这些既虚伪又迂腐的行为掩盖不了侵略战争的血腥罪恶。但是它们同时表明，在当时的宗主国和殖民地都存在着表面上的道德伦理约束。当时的西班牙处于天主教激情之中，修女圣特雷莎和修士圣胡安·德·拉克鲁斯的宗教神秘主义是这种激情的代表人物。多明我修会教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以及其他一些宗教界人士在拉美奋起谴责殖民主义者的暴行，捍卫印第安人的权益，这种行动是与这种中古宗教热忱中的原始基督教平等思想有着某种内在联系的。
    而17世纪的英国已经完全接受了新兴资产阶级伦理的洗礼。作为新教重要派别的卡尔文宗相信个人在尘世的成功或失败是判断上帝的选民或弃民的标志，勤勉于世俗职业也是拯救灵魂之路。当时思想界的楷模是洛克和休谟。洛克认为不存在公认的道德原则，道德和利益不可分离；善恶判断是个人的事，来自各自的苦乐感觉。休谟认为仁爱的本性永远不会超过自私的本性；正义产生于协议，协议产生于利益，因而自私是建立正义的原始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