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天定命运”稍后一点兴起的还有在美国史学界产生巨大影响并深刻作用于美国对外政策的“边疆学说”。这个理论的创始人是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他的思想有一个核心，即历史如果不是功利主义的，那便毫无意义。这是一把钥匙，它帮助我们理解从早期英国殖民主义者到当代美国人的行为特征。“边疆学说”论者认为，美国的边疆应当是活动的，随着西部边疆的消失，美国将继续为它的活动寻求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这种活力是支持美国人的性格力量；换句话说，扩张激发了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从一开始就促进了民主制度”（特纳：《边疆在美国历史中的意义》）。边疆论者还认为美国文明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继续，而基督教文明就是不断向外、向西扩张的。美国自认为是西方文明的代表，西方文明应该征服世界，这个思想根深蒂固。关于“边疆学说”，还有一点需要引起足够的注意：它从一开始就得到美国史学界的广泛赞同，并深得统治阶层的青睐。
    在逆境中成长的拉美思想界
    资本主义制度毕竟比封建制度更解放生产力。当南美的西班牙殖民者挥金如土、用教会和封建集权的清规戒律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时，北美的英国人以清教的勤勉节俭、冷漠果断有条不紊地建立起了自己的工业基础和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种种法律。南、北美洲贫、富的差距日益拉大，穷人和富人像背道而驰的两套车，渐渐远离了那个遥远的起点。穷和富既是南、北美洲文化差异的结果，又是南、北美洲背离的原因。这是一个邪恶的恶性循环。富裕的美国人越来越强化了从盎格鲁-撒克逊祖先继承来的殖民主义基因；贫穷的拉美人则越来越认定自己身上流淌着被压迫者的血液，发扬了本民族历史上的反殖民主义传统，并在这种文化对抗中孕育了一种具有历史渊源的人道主义哲学思想。
    拉美人对美国人的看法经历了一个发展、改变的过程。有两个智利人的例子很有代表性。
    智利人本哈明·维库尼亚·马肯纳22岁时旅居美国，写下了《三年（1853～1854～1855）旅行日记》，热情赞扬了美国，10年以后，当他作为一名外交官重返美国时，美国上下的扩张主义情绪彻底粉碎了他的青春梦。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他一直是这个国家政治的崇拜者。当他带着年轻人的所有幻想第一次访问这个国家时，这个国家给他留下了伟大的印象。但是现在，幻想全部破灭了。如果这个共和国还保留着一些伟大之处的话，那也只是对它自己而言。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它有的只是蔑视、嫉妒、无知；它对于拉美人，怀着最大的蔑视。
    另一个智利人是19世纪的著名思想家弗朗西斯科·比尔保（1823～1865），他在前后两个阶段的文章中，对美国的认识作了判若两人的陈述。他曾经称美国的思想自由有深厚的根基，“这些清教徒和他们的后代建立了地球上、历史上最自由的国家，为世界提供了最完美的宪法，借以引导世界上最伟大、最富裕、最聪明、最自由的民族的命运；美国像当年的希腊一样，是世界的明星、时代的声音，是神性最完美的显示。”但是他在后来的文章中却斩钉截铁地说：“美国人是花言巧语的野蛮人。”〔14〕
    解放者玻利瓦尔最早觉察到这场历史性斗争的不可避免，他在临终前留下了警世的预言：“看来美国注定要以自由的名义在美洲传播苦难”。〔15〕半个世纪之后，马蒂以在魔鬼心脏里生活的经验告诫拉美人民，并高高举起了“我们的美洲”的旗帜。
    20世纪初期，当美国扩张主义分子以“边疆学说”为旗帜趾高气扬地向整个南美推进时，墨西哥著名思想家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在一篇蕴含着人道主义精神的散文《宇宙种族》里，旗帜鲜明地反对白人统治世界的企图，提出未来的种族将是融合各种族血液的“宇宙种族”，它将集世界种族之大成，将是一种最崇尚友爱、最具有普遍性的种族。“宇宙种族”不是一种狭隘的思想，它所反对的是用强制的手段使一个种族灭亡，因为任何一种文化的消失都是全人类的损失。正确的方式应该是让各个民族根据美的准则和人道主义原则自己决定其民族的自我改造过程。
    巴斯孔塞洛斯在1931年撰写的重要散文《哲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里，为人们描述了被压迫者的哲学。他痛快淋漓地抨击了以培根、斯宾塞、杜威、沃森等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哲学、实用主义哲学以及它们的根子--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指出：“我们不应该牺牲自己更为富有的传统去迎合一种有局限性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主要贡献只不过是一个特定民族的暂时成功。这个民族在物质领域取得了胜利之后，就开始试图普及他们的意识形态。”〔16〕
    巴斯孔塞洛斯以拉丁美洲人民的名义，在帝国主义文化大军压境的形势下，向世界宣布了被压迫者的哲学：“居于胜利者地位的民族，它们的伦理总是局限于本民族范围，并排斥战败民族，这是一种会招致报复和灾难的下等伦理。与前者相反，一个战败的民族，如果它不完全是次人类附庸，如果它还称得上是个民族，那么它就会在精神上战胜暂时的不幸，并提出终结思想，即一种非民族化的精神，这种精神所包含的超越失败、超越暂时成功的形而上学，将使它具有世界性。”〔17〕半个世纪之后，以墨西哥哲学家塞亚为代表的拉美解放哲学享誉整个大陆，并且正以其不可辩驳的正义的逻辑赢得世界。
    巴斯孔塞洛斯仅仅是拉美思想界的一位代表。拉美思想界之所以被世人瞩目，就在于它拥有一大批这样的知识分子，甚至可以说，他们是知识分子的主流。在拉美上层政治集团中，除了少数独裁统治者外，大多数人物也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色彩，或者打起这种旗号来争取民众。我们讲的南、北美洲文化色彩的差异，也就是指这种主流倾向的差异。在美国，不仅政治领导层不掩饰其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民族利己主义思想，知识分子中也潜移默化地弥漫着这种思想。塞亚教授讲过这样一则趣闻：“一次，我们的一位美国朋友说：‘利马市政府把美国提供的贷款用于解决饮用水这种不盈利项目上，将来他们怎么还我们的债呢？’讲这种话的居然是一个作为高级人文学者的哲学家！”
    肤色不同的两个美洲就这样在历史上渐渐形成了。诚然，文化思想因素不能完全解释政治经济进程，但它像一支潜在的活跃力量，不断规范、调整着社会的发展。在当前这场关于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实践中，我们将继续注视“两个美洲”的碰撞、较量在不同层次的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