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赫鲁晓夫发动反宗教运动的前几年，即1955～1956年，赫鲁晓夫曾下令把过去关押在劳改营中的近百万信徒释放回家，当时被西方谑称为“赫鲁晓夫奇迹”。那么，为什么两年以后，赫鲁晓夫却一反前态，对宗教抡起了大棒，大打出手。赫鲁晓夫发动的反宗教运动为什么会发生，仍然是苏联历史中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现在初步分析起来，可否有以下四点：
    第一，是赫鲁晓夫个人粗劣低下的文化素质的顽强表现。
    当时作为苏联党政主要领导人的赫鲁晓夫，应对这次反宗教运动负有主要责任，事实上他也是这次运动的主要策动者。
    赫鲁晓夫本人，从“放牛娃”开始，后当矿工、党的工作者，步步高升之后，终于达到这个国家官阶中的顶点。赫鲁晓夫在宦海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实际工作的经验，但其人的文化素质却没有因为官运的亨通而大幅的提高。由于文化水平和文化素质的限制，他无法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是他作为党政主要领导人的致命弱点，也是他很快下台的根本原因之一。他的后继者把他说成是“唯意志论者”，就是对他致命弱点的政治概括。事实证明，政治文化素质的低劣是国家领导人的致命伤，必然会给国家引来灾难，反宗教运动的发动就是其中一例。
    赫鲁晓夫对宗教的认识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上小学时，他的老师莉季娅·谢夫钦科是他第一个无神论启蒙者，使他终生成为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这就开始抵消我所受的严格的宗教教育，……莉季娅·谢夫钦科把我从这条路上拉回来……”“我自然不是信教的人，我从来没有信过宗教。”[①⑥]他对宗教的反感在他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时就曾表现出来，当时他下令拆毁了首都不少教堂，即使是国家值得精心保护的历史文物也毫不惋惜，而且不容人们申辩。[①⑦]在他的回忆录中，曾坦言反省过一些错误，但绝口不提过火的反宗教运动，这证明他始终认为反宗教运动是正确的。但实践证明，赫鲁晓夫搞的反宗教运动是一个影响非常坏的错误行动。对于赫鲁晓夫个人来说，选择了无神论世界观，这显然是个人的权利，但作为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用个人反宗教的感情去制定国家的政策，其结果不仅仅是伤害了几千万教民，更主要的是败坏了党和国家的威信。今天反思起来，赫鲁晓夫之所以很快就下台，苏联之所以倾刻之间就解体，苏共之所以这么快就瓦解，最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失去民心。而过激的宗教政策，大规模的反宗教运动，肯定是失去民心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是赫鲁晓夫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迫切需要。
    1958年以后，赫鲁晓夫已集党政大权于一身。由于文化素质的低下和头脑发热，赫氏提出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宏伟目标--20年内在苏联建成共产主义。按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宗教应该是在进入共产主义之前就需消灭的一个落后意识和落后组织。从50年代的后期看，宗教的昌盛已是无神论宣传所不能战胜并消灭的，这是赫鲁晓夫采取“运动”方法对付宗教的原因之一。根据当时的统计，信教人数最多的是40～45岁的人，这意味着宗教不是很快就会消亡的组织。为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迈进，苏联共产党提出了加快消灭宗教的措施。1959年党的第21次代表大会后，又通过一个秘密决议，计划到1966年“大体上”彻底消灭教会。全部教会组织中有希望保存下来的就是一个牧首公署和几个“实用教堂”，以安慰一些外国参观者和旅游者。[①⑧]这些计划都需要实现，当然就需要特殊措施。此后，国内反宗教组织急剧增加，加上中央又把处理宗教的权力下放地方，这实际上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宗教开刀，以便最后实现没有宗教的共产主义。
    第三，是赫鲁晓夫国内外政治斗争的需要。
    1956年苏共20大以后，苏联国内政治气候开始转向，即开始了所谓“非斯大林化”时期。随此而来，文艺界出现了思想“解放”的迹象，“解冻文学”出现，由此而掀起了一个自由化的浪潮。政治上出现了一种和缓的气氛，斯大林时期关押的大批政治犯开始进行平反，1956～1957年，苏联约有700～800万人被从劳改营中释放回家，其中有一部分是革命初期的老党员及其家属，也有过去被判25～30年徒刑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还有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分子。应该说，赫鲁晓夫的上述措施对苏联党和国家是有益的。但即便是好事有时也会带来某些消极的后果。这种后果之一就是在思想上和社会上发生某些混乱。“许多从监狱和集中营被释放出来的人，不会因满足于目前的温饱和感恩而善罢甘休，他们要寻求某种形式的报复。”“数以百万计的幸存者，虽然已经溶为日常生活潮流中的人，但他们仍然不能忘记过去集中营的生活；而成百万的人，尽管其父母、兄弟、丈夫已被昭雪，他们仍不能忘怀，这些人成了苏联社会动乱的酵母。”[①⑨]又加上，赫鲁晓夫推出的诸项经济改革措施未见实效，赫提出的在三、四年内，在肉类牛奶和黄油产量方面超过美国的口号就像一句玩笑，人们的期望成为泡影，于是，对社会不满、虚无主义、愤世嫉俗等思潮在社会上蔓延，这些都增加了人民的不满和对赫鲁晓夫的不信任感。
    国际政治斗争同样增加了赫鲁晓夫压力。1956年20大秘密报告，给各国共产党乃至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和困难。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掀起了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批判；而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又利用“秘密报告”进行了大规模的反苏活动。内外压力使苏联共产党领导集团内部矛盾加剧，赫鲁晓夫在苏共党内的领导地位也因此受到威胁。这些因素使赫鲁晓夫在其所实行的政策中向回收缩，以平息指责和表明自己坚定的“马列主义立场”。为此他开始着手限制文化领域内的“自由主义倾向”，把一些涉及政治问题的小说定为“反苏”性质而禁止出版。[②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反宗教的气氛骤然上升，并形成“运动”，反宗教也是赫鲁晓夫表明自己“正统化”的行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