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童趣的减法题
    如果说《洪水》有关地震堰塞湖的研究完美揭示了喇家遗址形成的因果性过程，那么接下去的阐述则让人无法感觉到科学精神的价值。文章随后评估了这场洪水的峰值，通过堰塞湖容积和坝高估算，洪峰最高达到400000m3/s，是黄河积石峡段平均流量的500倍。比较一下，今年7月长江第1号洪水的峰值，不过是50000m3/s，只达《洪水》估值黄河溃坝的八分之一。由此看来，这一积石峡溃坝造成的洪水不但是中国史前第一大洪水，而且称之为中国历史第一洪水也不为过。
    随后，文章还对比了1967年金沙江支流雅砻江山体滑坡的情况。当时在雅砻江上游形成了170米高的天然坝，聚积了6.4亿立方米的湖水，9天后溃坝，对下游的影响达1000公里。由此，作者大胆设想，积石峡坝体估测蓄水达110亿至160亿立方米，溃坝后的洪水“可以轻松到达下游2000公里之外”。通过丰富的想象，作者认为，黄河上游的洪峰可以对2000公里外的平原造成巨大影响，而那里就是传说中“大禹治水”发生过的中原地区，“这一事件在这些社会的集体记忆中代代相传，形成了公元前1000年时的大洪水叙述。”
    且不论“大禹治水”传说的真实性，《洪水》将黄河上游甘青交界处的这一溃坝事件，与发生在中原地区的传说联系起来，竟然只是凭借《尚书·禹贡》与《史记》中的两句话：“（贡物者）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及“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其中提到“积石”二字，联系《禹贡》上下文看，只可能位于陕北、晋北之交。而甘、青交界的积石山、积石镇之得名，则要到隋文帝之时。因此，将晋、陕的地名误以为是甘、青之“积石”，完全犯了望文生义之错。
    最令人哑然失笑的是，该文作者以积石山溃坝的公元前1920年作为准确纪年。在此基础上，再根据《史记》传说中，所谓禹的父亲鲧治水9年不成，而大禹治水13年乃成云云，做了一道极为简单而又不严谨的减法题——直接在1920后面减去20，言之凿凿地认定夏代开始的时间就是公元前1900年，以此为夏代纪年的计算提供新的标准。这样一个充满童趣的断代方案，差不多秒杀了所有古史研究者的实践。
    隔行如隔山
    不过，《洪水》也不是这个“脑洞”的始作俑者。笔者在网页搜索中偶然发现，早在2006年时，就有人在《青海日报》上撰写了《喇家遗址与大禹治水》。已经注意到遗址上方被洪水沉积物覆盖的事实，并有理有据地声称“喇家遗址是大禹故里”。而喇家遗址出土的古人遗骸，就是大禹治水前，被水患淹没的群众的遗存。只不过没有对洪水规模进行如此详细的估测。
    相比之下，作为古地质学研究者的《洪水》作者已经严谨了许多。他们至少没有继续坚称喇家遗址就是大禹治水的一部分，只是认为在黄河上游发生的这场溃坝，可能对2000公里外的黄河中游造成过影响，对大禹传说产生了贡献。
    话说回来，《洪水》的前半部分还是比较严谨的科学文章，系统地阐释了积石峡地震、堰塞湖形成，以及喇家遗址淹没的因果关系。从这个角度看，该文的前半部分已经包含了文章的主要价值，至于文章后半部分对夏代纪年的推想，或许还是委婉地说一句“隔行如隔山”比较好。
    从另一个角度可以认为，《科学》杂志将《洪水》一文刊登于“报道”栏目，是对其科学价值的部分肯定。至于其中的史学价值则需要更严格的专业鉴定。这也再次提醒我们，所有科学研究都应经得起事实的检验，而非天马行空的联想。同时，以实证的态度对待科学研究，不唯《科学》、《自然》而论。
    （作者为上海博物馆馆员）
    (责任编辑：刘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