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立贸易使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从中获取了巨额的利润。战争爆发后，欧洲各国商品短缺，迫切需要大量军需物资，不惜为此付出空前高价，这对于已是世界经济巨人的美国自然是求之不得的。战争刚爆发时，美国正经历着一场经济危机，危机使美国政府和资本家们都更为迫切地盼望着能够同时与交战双方保持贸易联系，而这唯有在不偏不倚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大战初期，危害海上“中立权利”的挑战主要来自协约国。美国为保持与德奥同盟国的贸易联系，与英国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和争执，而当时美德两国之间却并未产生严重纠纷。实际情况表明，在大战的头几个月中，由于英国未能及时有效地对德国实施封锁，美德之间的贸易仍能顺利地继续进行。即使在英国全力制止中立国与同盟国的公开贸易之后，美国生意人通过中立国港口以秘密方式进行的贸易也仍在继续，并急剧增长。比如，大战初年美国输往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铜，其总值即由700万美元增至3，500万美元。[（11）]
    欧洲列强忙于相互厮杀，都无暇兼顾拉美、远东和太平洋等地，美国不偏不倚地置身于冲突之外，便可趁机加强在这些区域的阵地，为它战后逐步确立或巩固在这些区域的优势地位创造条件。因此，当威尔逊对欧洲大唱“和平”和“正义”高潮之时，法国报纸曾就美国干涉古巴一事轻蔑地责问道：“古巴怎么样？”[（12）]这对美国言行不一的揭露，可谓一针见血！
    在一些精明的美国人看来，欧洲列强间的相互斗争实在是愚蠢之极，它正好给了美国以可乘之机。早在美国立国之初，托马斯·杰佛逊就曾经说过：“新世界将因旧世界的愚蠢而肥。”[（13）]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美国的情形是：“政府中没有人有理由相信，新世界因旧世界的愚蠢而肥有什么不对。”[（14）]
    三
    第一次世界大战持续时间达四年多。但在战争爆发之初，交战各方和各中立国却几乎一致认为，战争将会在短期内结束。德国进军依据的是“斯里芬计划”。这是一个指望在六周内闪击获胜的冒险计划。德皇威廉二世曾经狂妄地宣称：德军出征将士将在“叶落之前凯旋归来”。协约国方面则认为：德军攻占巴黎的闪击计划一旦受挫，便会自动放弃进攻，停战媾和。在美国，这种战争不会持续太久的观点也非常流行。例如：1914年8月，美国达拉斯《新闻》声称，战争将会在“棉花收获季节到来前”结束；底特律《新闻》也说，“战争必定是暂时的，因为欧洲承受不了如此规模的毁灭性战争。”[（15）]这种对战场形势和战争持续时间的最初估计，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美国不偏不倚的中立立场。
    既然战争不会持续太久，既然交战双方可能很快达成妥协，美国政府便不必过早出面干涉。对于美国来说，只要不偏不倚地袖手一旁，它所期望的两大集团相互对峙、相互牵制的欧洲均势格局就会被继续保持到战后。在这种情形下，美国便可望既避免付出代价，又趁战时之机大获其利，战后还可以继续不偏不倚地居中充当“公正”的调停人和仲裁者，为它操纵欧洲和控制世界创造有利条件。既然只要不偏不倚地袖手一旁即可获利，美国的对欧政策似乎也简便易行而不那么复杂了。威尔逊“总统不仅未能预料到中立问题的重要性，而且仍然全神贯注于内政问题。……他多半都把外交决策问题交给了国务院。布莱恩于是便能够设法使美国成为和平主义的样板……”[（16）]有着“传教士外交家”之称的布莱恩国务卿掌握着外交决策权，美国保持不偏不倚更是顺理成章了。
    由于孤立主义传统与和平主义运动的影响，兼之战争尚未立即触及到美国人的“自身利益”，而大西洋天堑又使美国人有一种远离战争的安全感，大战初期美国国内舆论几乎一致反对卷入战争。据威尔逊和豪斯估计，国内大约有90%以上的人都反对战争。另外，战争爆发之时，美国的军事实力也相对薄弱，海军远不能与英德两国相匹敌。陆军人数总共约为25万人，且大多为国民警卫队，10.3万人的正规军都散布在中国、阿拉斯加、菲律宾、关岛和夏威夷等地。既然战争很快就要结束，威尔逊政府既没有力量、也没有必要冒公众之不韪，立即采取任何积极介入的措施。
    1915年春季以后，美国逐步抛弃了不偏不倚的立场，转而逐步倒向了协约国一方。美国立场和政策的转变，其直接原因正是由于战场形势呈现出的僵持局面。由于速战速决不再可能实现，英国自1915年春季起加强了海上封锁，试图以经济战制服同盟国。英国的这一举措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在交战双方中作一抉择，意味着美国无论如何都将只能与其中一方继续保持贸易联系。正由于战场僵局的出现，1915年春刚从欧洲回国的豪斯上校断言：交战双方都仍然抱着彻底战胜敌方的决心，因此，调停成功的前景还非常遥远，美国不久将可能被迫卷入战争。[（17）]由于德国自始就被美国视为其潜在的最大竞争对手，兼之大战初期德国在战场上始终保持着进攻态势并顽固地拒绝美国调停，因此，自1915年春季开始，美国除了在经济上充当“协约国战争物资和信贷的供应库”以外，在政治上则开始积极酝酿和实施旨在抑制德国的“调停-干涉”计划。于是，不偏不倚的美国消失了。
    注释：
    ①（15）约瑟夫斯·丹尼尔斯《威尔逊时代：和平的年代》（Jasephus Daniels,The Wilson Era:Years of Peace,1910-1917），纽约1940年版，第569-570页、第565。
    ②亨利·S·康马杰编《美国历史文献》（Henry S.Commager,Documentsof American History）第二卷，纽约1943年版，第276页。
    ③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227页。
    ④查尔斯·西摩编《豪斯上校私人文献》（Charles Seymour ed,The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第1卷，伦敦1926年版，第285页。
    ⑤阿瑟·林克等《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04页。
    ⑥⑦沃斯兰斯基《美国对德国问题政策史略，1918-1919》，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58页、第59页。
    ⑧黄绍湘《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