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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欧14至16世纪出现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变革。这一影响深远的伟大变革的产生，原因包括着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上多个方面。例如，从经济上看，13世纪末与14世纪初，地中海沿岸一些城市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从政治上看，代表着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新兴资产阶级，不满意于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从而产生了反对封建贵族阶级、僧侣阶级的强烈愿望和政治要求。从思想上看，由于中世纪占统治支配地位的、冷冰冰的神学体系和意识形态是与人自身的本性--人的欲望、热情、权力--针锋相对的，所以，觉醒了的新的社会集团，即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古代文化艺术的启迪下，要用以“人”为核心的崭新的意识形态去反对以“神”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从文化上看，由于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被重新发现，给人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艺术世界。因此，当时的人们要用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取代封建的、神学的旧文化。与上述四种原因相配合，还有一种原因是被暗示出来而非公开阐明的：即在整个中世纪，由于封建神学体系取代了一切世俗的、异端的乃至科学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甚至把人们的礼仪规范、价值追求等均纳入了神学思想控制下。这样，严酷的统治亦蕴涵着激变的可能，似乎“压迫愈深”，反抗必然会“愈烈”。
    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说，我同意上述意见。但是，从上述这些貌似全面公允的陈述中，我发现了下述几个问题：社会经济发展推动新的意识形态的产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一般规律。用一般性的规律去解释文艺复兴运动的产生，当然没有错。可是，当我们将问题具体化了以后，就会发出这样的盘诘：商品经济和一定规模手工业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为什么只在西欧形成了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例如，中国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已萌生，为什么却未能产生同样的变革？再如，一些国家和民族，也出现了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统治的思想巨子，当他们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时代呐喊时，为什么却未能形成变革的鸣镝？再者，从历史上看，有些国家和地区，宗教思想对人的束缚和控制，宗教势力对世俗生活的排拒乃至对人的精神的压迫，其程度似乎比欧洲中世纪更残酷，但为什么没有显现出“压迫愈深、反抗愈烈”的征兆？甚至其经济基础乃至文化影响不知比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高出多少倍时，仍没有任何文化复兴的出现，这又如何解释？
    上述问题的提出，实则涉及到了文学乃至文化研究的一个方法上的根本性问题。这就是当我们对一个时期的文化与文学进行深入研究的时候，一定要抛弃那种貌似全面公允而事实上与真正说明问题无补的平面罗列法，而要花大力气进入到事物的内部，去寻找出导致事物激变的独特的文化因子，去看一看这种文化因子是如何与当时社会政治的、经济的乃至思想的因素发生作用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从事物的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揭示其运动、发展与演进的基本规律。
    我承认当时经济发展、政治形势和思想文化要求对文艺复兴产生的根本性作用，但同时，我亦认为，这一切均是外在的因素。文艺复兴运动既然是发生在欧洲中世纪末期历史上的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那么，作为对这一运动起因的考察，我们就必须注意其中世纪封建社会内部文化因子的作用。我以为，这可能会对文艺复兴运动产生原因作出更为实事求是的阐释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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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是西欧中世纪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所以，我们对西欧出现的文艺复兴运动产生原因的考察，首先而且必须要研究基督教（天主教）自身的性质以及它对这一运动产生所起的作用。我认为，基督教是一种体系较为严密的文化形态。虽然从表面来看，这一文化形态是与以“人”为核心的文化形态根本对立的。但其实质，仍然是人的借助于幻想把自己的本质异化为上帝、神灵并对之加以膜拜顶礼思想意识的反映。恩格斯曾深刻指出，像一切宗教一样，“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形式。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极为复杂的人格化。”[1]不久，最初仅仅反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幻象，“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在更进一步的发展阶段上，许多神的全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转移到一个万能的神身上，而这个神本身又是抽象的人的反映。”[2]纵观欧洲社会的人们的精神和文化发展历史，我们确实可以看出人的本质对象化过程，即人的本质的先自然力量化，继而神化，再而物化的发展阶段性。也可以说，人先将自我的本质先对象化为自然，再对象化为神，最终对象化为物，恰恰是人认识自己的由低到高渐次发展的产物。而欧洲中世纪占据统治地位的基督教文化形态，在其表面上显示着与人的根本对立的同时，在文化深层，实则是承继着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以来最基本的认识模式和思维形式的。也就是说，它的深层本质，实则仍是对人的关注，是对古代将人的本质和力量对象化为自然的力量的一种提升和发展。人在中世纪神学那里，实际上获得了更多的社会属性。它表明中世纪欧洲人日益脱离了自然的羁绊而转向了人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人的精神生活的社会目的性进一步增强。[3]
    这样，不管表面上基督教文化与人表现出了多么强烈的对立，但其本质仍未脱离对人的关注，这实则说明着基督教本身从根本上就具有着强大的异端文化因子--对人关注、对人本质关注的文化因子。明确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文艺复兴时期许多人文主义思想家只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反动教会而并不否定宗教本身，也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很多伟大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在反封建、反教会的斗争中，要从《圣经》以及宗教教义中寻找理论根据。再如，文艺复兴时期许多伟大的作家艺术家，大量选取宗教性的题材进行自己的艺术创作，表现人文主义思想。这与其说他们是打着宗教的旗号反宗教，不如说他们正在试图挖掘真正的基督教精神。我认为，这种目的应该比以往人们所认为的他们正是有目的地反对宗教更符合实际，更具有说服力。马丁·路德这个伟大的宗教改革家，他在激烈反对教会的斗争中，上帝在他的心中，始终是“一座坚固的堡垒”。他进行宗教改革的目的，不过是要拭去蒙在基督教教义上的灰尘，以恢复更富于人性、更人道化宗教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