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西德还认识到，西欧联合是实现德国统一的必要前提条件。这包括两层意义，一是只有使德国置身于欧洲联合的框架之中，排除不受约束地自行其是的方针，坚决做“欧洲的德国”，才能消除实现统一可能引起的其他国家的担心和阻扰；二是只有坚持欧洲联合方针，依赖西欧联合的力量，才能保证西方在苏联的扩张威胁面前获得安全，才有希望最终迫使苏联妥胁让步。阿登纳深信苏联是一个推行实力政策的霸权主义的大国，怀有控制欧洲的野心。苏联控制了欧洲的东部，包括德国的东部，是西欧安全的主要威胁，是德国统一的主要障碍。苏联是不会放弃其控制东欧并进一步向西欧扩张的目标的。西德地位虚弱，单靠自己不可能实现统一。只有与西方一起，建立足以与苏联抗衡的实力地位，才能保证安全，这既要与美国结盟，又必须让西欧联合起来。西欧自己不联合，光依靠美国的保护是不行的。所以，阿登纳是把西欧联合看作加强西方实力地位，实现重新统一的必要条件的。他写道：“如果一体化成功了，那么无论在关于安全问题或重新统一的谈判中，我们就能把一个统一的欧洲的砝码作为一种新的重要因素投到天平上去。”否则，只要欧洲不统一，“就不能期望苏联作出重大的让步。”[12]“没有一个强大统一的欧洲，而要在自由中实现德国统一，这是谁也不能自圆其说的。”“走欧洲集团的道路，是我们为苏占区德国人能做的最大的好事。”[13]
    此外，在德国无条件投降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德国的主权曾经完全丧失，后来又长期受到种种限制，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接受一体化联合造成的对国家主权的某些约束和转让，对于西德来说，并不象其他一些国家那样是一种在主权问题上的牺牲。相反，这样做有利于消除其他国家对德国复兴的疑惧，取得其他国家的谅解，有利于在欧洲联合中解除对德国的单方面约束，尽快地和最大限度地恢复主权和平等地位，从而加速自己的政治地位的恢复和经济的复兴。把对德国单方面的控制和约束，转变成在一体化的体制中对包括德国在内的有关国家的共同的限制和约束。这中间获得更多好处的自然是德国。
    有些学者在分析这个问题时说：西德为取得它在国际和超国家组织中的平等成员国的地位而放弃某些行动自由，并不感到困难。他们还指出，西德一定会从一体化中得到比法国更多的好处，尽管一体化也有利于达到法国的一些目标，并不能改变这个事实。[14]阿登纳等西德政治家自然不会看不到这一点。
    阿登纳政府的这种西欧联合方针，贯串于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建立，欧洲防务共同体的酝酿和法德萨尔之争的解决过程中。它既体现着西德现实政策的需要，而且总的来说既对西德政治经济上的恢复，也对西欧联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建立的直接起源，是为了解决在西德国家建立之后必然要走上复兴之路的情况下，如何控制其重工业基地鲁尔，以防止其再度成为军事工业的基础的问题。战后欧洲许多人认为，为了防止德国重新统治欧洲，就必须对鲁尔实行国际控制。法国对此要求最为强烈。在法国的要求下，1948年底英美法荷比卢六国制定了对鲁尔实行国际管制的《鲁尔法规》。尽管当时规定德国也将参加对鲁尔的国际管制，但这种只对德国工业心脏实行国际控制而不涉及其他国家的类似规定，很显然仍是德国丧失主权和平等地位的表现，阿登纳是不满意的。但是阿登纳了解德国的虚弱地位和不利处境，不得不在1949年11月表示“同意鲁尔法规”。与此同时，阿登纳政府寻求以欧洲一体化和法德和解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曾提出成立国际法联合会，把对鲁尔的国际控制扩大到对邻国重工业的国际控制，包括鲁尔、洛林、萨尔以及比利时、卢森堡的重工业基地。1950年3月初，阿登纳提出成立萨尔国际专署（类似鲁尔专署）并建立包括德国南部和法国洛林在内的关税同盟以解决萨尔之争。3月7日又提出建立法德联盟，拥有共同国籍并向其他国家开放。3月22日，他又提出建立法德经济联盟，拥有共同的经济议会和两国政府指定的负责机构。并逐步扩大它们的任务，逐步实现两国的统一，“为欧洲统一的思想提供新的力量和新的生命”。[15]这些建议中具体的提法虽有所不同，但可以看到一个思想，即阿登纳是希望通过欧洲联合和法德合作来解决法国努力控制鲁尔和萨尔与西德利益的矛盾，以便既能照顾法国的安全和经济利益，又能实现西德政治和经济恢复的目标，或为此创造一定的条件，找到一种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因此，当1950年5月法国提出建立包括法、德等国在内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建立超国家的高级机构来经营管理各参加国的煤钢工业的建议，即“舒曼计划”时，立即受到阿登纳政府的欢迎。阿登纳回忆说：“舒曼计划完全符合我长久以来所主张的关于欧洲基础工业联营的设想。”“法国的建议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的”。这是法国“对德国和欧洲问题所采取的一项宽宏大量的步骤”，其意义是非常巨大的。而且萨尔的生产也纳入这个计划，有助于消除法德之间的一个重要障碍。总之，煤钢联营“为今后消除法德之间的一切争端创造了一个真正的前提。”[16]就法国而言，其主要目的是以煤钢共同体的超国家一体化机制来保持对德国煤钢等基础工业的继续控制，从而套住西德，对当时西德正日益逐步恢复的主权予以一定的制约以利于法国以及欧洲的安全和经济恢复。但不同的是，这一方案不再是对鲁尔的单方面国际管制，而是对所有参加国的煤钢基础工业的共同的超国家管理，从而它造成的某些主权转移或对主权限制就不是德国单方面的，而是大家都接受这种主权转移或限制，体现了平等联合的精神。毫无疑问，这对于享有充分主权和战胜国特权的法国，的确是一种“宽宏大量”的做法。而对于还没有获复主权的西德，则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收获。法国以放弃战胜国特权和接受对自己在煤钢领域的主权的某些超国家限制，换取一种继续制约德国的机制，并为欧洲一体化联合做出了新的开端。而西德则由此而取消对自己煤钢工业的单方面国际控制，代之以西德享有平等地位的，对各国煤钢工业的共同的超国家控制。显而易见这种安排对西德是更加有利的。所以，在后来关于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的讨论中，西德不仅希望煤钢共同体能在经济上获利，尤其希望以此为契机加速取消盟国对它的经济政治上的管制，坚决要求以取消鲁尔国际管制机构作为签订煤钢联营条约的先决条件。此外还要求盟国减轻对德国工业的非卡特尔化和非集中化，以及把萨尔煤炭生产也纳入煤钢共同体计划。它打着“平等”旗号讨价还价，终于达到了取消鲁尔国际管制机构和萨尔煤炭工业纳入煤钢共同体的目标。1952年8月，欧洲煤钢共同体正式成立，西德成为与法国享有平等权利地位的一员。阿登纳认为，加入煤钢共同体是西德进入欧洲集团，取得平等和恢复主权进程中的巨大成就。[17]显然，如果当时未能建立煤钢共同体这种一体化机构，或西德不走这种一体化联合之路，对鲁尔的国际管制是不可能这么快就取消的。欧洲煤钢共同体这种一体化机构，既有利于西德恢复主权和平等，又有利于防止西德的这种恢复走上狭隘的旧式的民族主义道路，符合欧洲和平与发展的利益。阿登纳写道：“一旦以煤钢联营作了开端，一旦六个欧洲国家在这一条约中自愿地而不是被迫地将它们的一部分主权转让给一个超国家的机构，那么就可以希望在其他方面做出同样的事情，而民族主义--欧洲的不治之症--必然会遭到致命的打击。”[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