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进行了比较积极和成功的合作，但也存在不少矛盾和分歧。在对待戴高乐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国”抵抗运动的政策方面，矛盾和分歧尤其深刻，拙文就此作些探讨和比较研究。
    一
    1940年6月，戴高乐流亡到英国，高举起抵抗法西斯侵略的旗帜。丘吉尔不顾来自国内政界的压力，支持戴高乐以伦敦为基地坚持抗战。一开始，在很大程度上出自于他确实需要有这么一个人物，而一时之间又没有更合适的人选。随着自由法国运动的发展壮大，丘吉尔与戴高乐之间也不断出现矛盾斗争，这种矛盾斗争又由于来自美国的压力而深化，但丘吉尔最终还是帮助、扶植了戴高乐。
    6月18日，戴高乐在伦敦发表《告法国人民书》。6月23日，英国撤出驻法大使，不久即与维希政府断交。28日，丘吉尔承认了戴高乐为自由法国运动领袖，支持戴高乐建立一支由志愿人员组成的武装部队，支持法兰西帝国任何地方的抵抗运动。8月7日，丘吉尔同戴高乐签署了关于在英国组织、建立和使用法国志愿军的协议。[1]这一协议成为英国和自由法国相互关系的法律基础。
    美国的态度却不同，从一开始就对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运动抱歧视态度，并试图阻止戴高乐为恢复法兰西的独立和光荣作努力。从法国沦陷到1942年11月，罗斯福行政当局一直维持了同维希政府的正常外交关系，美国虽然可以寻找千百条理由对此进行辩护，但长期跟一个与法西斯相勾结的伪政权打交道而排斥抵抗法西斯的斗争力量，从道义上讲，就应该受到谴责。
    为了争取美国政府对自由法国的支持，1941年5月，戴高乐派代表前往美国，经英国驻美大使哈里法克斯的穿针引线，美国同意与自由法国建立某种联系并提供一些援助。1942年7月9日，美国国务院交给戴高乐一份备忘录，宣称“美国政府承认戴高乐将军的协助和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努力”。美国同自由法国之间的关系获得发展，但北非之战很快就把这一进程给打断了。
    戴高乐将军期望自由法国军队能参加解放法属北非的战斗。但罗斯福“不愿自由法国稍微染指这次进攻”。罗斯福说：“不管他（戴高乐）多么生气和多么气人”，就是不能让他知道任何消息。丘吉尔要求在进攻前一天把消息告诉戴高乐，但也遭到罗斯福的拒绝。[2]丘吉尔觉得这样对戴高乐做得太过火，北非登陆当天中午，他便约戴高乐共进午餐。丘吉尔向戴高乐表示：因为美国人要排除自由法国人，所以英国人迫不得已才这样做，但是，他请戴高乐放心，英国不会背弃已签订的协定，会继续全力支援自由法国运动。[3]丘吉尔的话也许有些冠冕堂皇，但英美对戴高乐态度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
    盟军登陆以后，艾森豪威尔与达尔朗达成协议，达尔朗同意与艾森豪威尔合作，停止维希军队在北非的抵抗，其条件是将北非的民政管理权交给他，在法属北非的现存当局继续留任。达尔朗是维希军队总司令、副议长，劣迹昭彰，臭名远扬。美国此举不仅招致舆论界普遍猛烈的抨击，英国政府也非常不满。11月11日，丘吉尔提醒罗斯福说：英国“对戴高乐以及他所领导的运动负有十分明确的义务。”[4]美国不能把北非的管理权交给达尔朗，更不能把戴高乐抛弃一边。英国外交部又指示驻美大使哈里法克斯，要他就此“直接向美国政府提出警告”。[5]达尔朗的遇刺，可以说是帮了美国政府的大忙，有可能使其摆脱在处理法国事务问题上的局面。但美国并未充分利用这一转机而改变对戴高乐的歧视政策。达尔朗遇刺的第二天，戴高乐致电吉罗，建议与其尽快举行单独会谈，以“组织一个全国性政权”。由于美国从中作梗，戴高乐的四次建议都被吉罗拒绝，吉罗不愿意与戴高乐直接会谈。但吉罗并不具备政治家的才能和素质，无法控制北非局势，人们纷纷倒向戴高乐。戴高乐派往法国本土的代表让·穆兰，成功地将国内各抵抗组织联合了起来。1943年5月15日，刚刚成立的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一致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在阿尔及尔迅速成立以戴高乐为主席的法国临时政府，而任命吉罗为军事首脑，并宣称，不论结果如何，戴高乐将军是法国抵抗运动的唯一领袖。5月17日，吉罗终于让步，邀请戴高乐前往阿尔及尔，以便共同组织一个中央权力机构。戴高乐的威望、才能和他为恢复法国独立自由的奋斗精神，使他在新成立的中央权力机关--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吉罗的权力和地位大为削弱。吉罗之所以改变不与戴高乐合作的立场，有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的因素，其中英国的压力和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成立之后，要求英美承认其有权领导法国的战时工作，也有权领导和保卫法国的全部利益。受到罗斯福的压力和影响，丘吉尔不愿承认至少不愿过早承认，但英国政府内部外交大臣艾登和工党领袖艾德礼等，主张尽早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权力。经过内部的争论，丘吉尔意识到艾登等的主张是正确的，并且表示“愿意去电罗斯福谈谈承认法国委员会的事”。7月21日，丘吉尔去电罗斯福说：“英国政府可能认为有必要不受美国拘束而单独行动”。但罗斯福“坚持他对戴高乐将军及其委员会的怀疑，表示没有承认它的可能”。[6]8月，在魁北克会议期间，英美花了很多时间来讨论对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问题，罗斯福和赫尔仍然十分顽固，直到8月26日，美国才勉强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是权威的法国海外领地的管理者。这种承认是非常有限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管理权限于海外领地，而无权代表整个法国。
    1944年以后，伴随着盟军即将进入法国本土作战，由什么人和什么政府来管理解放后的法国的问题就显得十分突出了。戴高乐进一步要求盟国承认民族解放委员会为法国的唯一合法的政府。他认为，在解放后的法国，要防止“发生纠葛以至内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要以他本人为首的民族解放委员会随着德国人的撤退立即接管政府”。[7]丘吉尔有些犹豫不定，但艾登领导的外交部坚持认为，在解放后法国应该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权，而且这个政权只能由戴高乐的民族委员会接管。麦克米伦早在1943年10月就写信给艾登，提出：“无疑，由事实上成为法国临时政府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尽早接管，才是正确的办法。他们，而不是英、美官员，是管理法国本土行政工作和为它的政府负完全责任的理所当然的人”。[8]艾登同丘吉尔进行了激烈辩论，并且严肃地指出：“总统（罗斯福）一向讨厌戴高乐，这种毫无道理、缺乏风度的做法使他陷入盲目。如果我们在这件事上跟着他走，那就太蠢了”。[9]
    美国的态度很鲜明，从罗斯福到赫尔，从李海到马歇尔，军政要人都不愿看到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来接管解放后的法国。1944年3月15日，罗斯福在给艾森豪威尔的指令中规定：盟军最高司令长官拥有最高权威，他可以“最终决定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在法国建立民政机构”；“不应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或任何组织机构为法国政府”，即使“在临时的基础上也不允许”。[10]不仅如此，美国还考虑了一个对法国实行军事占领的计划，在法国建立“军政府”，掌管行政和司法以及财政大权。这实质上与盟国对德、日、意法西斯国家的占领体制没有什么大区别。1944年5月，罗斯福又告知斯退丁纽斯：“我唯一感兴趣的是，不要任命戴高乐和民族委员会为法国政府”。[11]但是，由于形势的发展，戴高乐的努力和斗争，加上英国的推动，美国最终还是承认了由民族解放委员会充任法国临时政府。
    以后，又由于英国的提议和说服，法国参加了对德国的占领，参加了盟国管制委员会，同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