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1867～1877年的南方重建，一般论者强调了共和党激进派的一系列革命措施，高度评价了黑人群众的英勇斗争，却对当时代表美国政府在南方行使权力的联邦军队所起的作用研究不多，本文就此作一探讨。
    一
    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面临着如何处置前南方同盟领导人，如何重建南方各州政府，如何发展南方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如何解决自由民的出路等问题。一句话，即如何用政治、经济手段确保在战争上赢得的战果--国家的统一和奴隶制的废除，从而保证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
    在战争条件下，林肯总统曾对战后秩序作过一些考虑，可没来得及制订出南方重建方案就饮弹身亡了。继任总统的约翰逊一上台就发布《大赦宣言》，赦免了大约13500名叛乱者。接着，他于1866年6月宣布停止执行《没收法令》，把财产和土地偿还给奴隶主，并先后认可了前南方同盟成员把持的州政府。约翰逊的政策使赢得战争胜利的北方资产阶级面临的形势日趋严峻。首先，南方同盟的叛乱者和旧奴隶主纷纷登上了南方各州州长的宝座，把持了各州政府。例如：南卡罗来纳州州长詹姆斯·奥曾是南方同盟的参议员，密西西比州州长本杰明·汉弗莱曾是南方同盟的准将。即使是倾向共和党的路易斯安那州州政府也不例外，1865～1866年间“大多数被州长任命的人是前同盟分子”。[1]这些州政府有保留地批准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除田纳西州外，“几乎一致地否决对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批准”，[2]又一致批准了《黑人法典》，将自由民的权利剥夺殆尽。他们组织由前同盟成员组成的民兵组织，促成三K党的建立，制造一系列流血事件。其次，随着400万黑人奴隶获得自由，按照宪法，南方在国会中的人数增加，占有22个参议员和63个众议员席位。这些席位落入了叛乱者的手中。1865年12月国会召开时，前南方同盟副总统、4名将军、5名上校、6名内阁成员和58名议员被选进国会。[3]这严重削弱了北方资产阶级在国会中的优势。再次，南北战争刚结束，北方民主党与南方民主党迅速合二为一，仍然代表着东北部大商人、大资本家和南部旧奴隶主的利益，仍然是一个全国性的有影响的党派。1867年在北方州的选举中，民主党竟“获得49.5%的选票”。[4]南方就更不用说，本身就是民主党的根据地，共和党没有一个地方组织。民主党的重振，威胁到共和党的政权。总之，旧奴隶主的重掌政权和民主党的迅速崛起表明：政治上北方资产阶级并没有取得对南方各州政府的控制，奴隶制有再度复辟的可能，南北战争的任务远没有完成。
    形势逼迫北方资产阶级接受共和党激进派史蒂文斯、萨姆纳等人的主张，积极利用立法权展开政治斗争。1865年12月国会建立“重建联席委员会”，“形成为国会中的全国革命中心，它对抗着白宫中的全国反革命中心。”[5]同时通过决议，无限期搁置南方代表进入国会。1866年国会两次以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取消约翰逊总统的否决，通过《公民权利法案》，延长《自由民局法案》。同年6月，国会还通过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立法必须执行落实。因此，北方资产阶级需要建立能够贯彻执行这些方针政策的南方政府。
    靠什么力量建立这样的政府？靠政权的力量？共和党激进派只控制着国会，拥有立法权。靠政党的力量？共和党在南方没有一个地方组织。靠南方贫苦白人的力量？确实，他们反对奴隶主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和优越地位。但种族主义的毒害使许多人“憎恨种植园主，对奴隶却并不喜爱。”[6]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于重建的态度。靠黑人的力量？几百万黑人没有形成为自身求解放的政治力量，无法承担起重建的重任。这时，唯有联邦军队具备条件，能够完成重建南方的任务。
    在1861～1865年的内战中，联邦军队为国家的统一和废除奴隶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战火也极大地改变了军队的成分。许多同情奴隶主、不愿为统一和废除奴隶制而献身的军官和士兵不是脱离联邦军队站到南方同盟一边，就是被清洗出去。而工人、农民和废奴主义者在战争期间却积极参军参战。根据参议院的资料，参军的工人人数达到50～70万，并且作战有功人员纷纷被提拔到指挥岗位上。军队里甚至有了黑人联队。估计到1865年3月，还有“约18万黑人在联邦军队中服务”。[7]
    随着组成成分的变化，军队的政治素质明显提高了。为了自身的解放，黑人士兵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白人士兵也十分明确自己战斗的目的了。一位士兵曾写道：“在激烈的战斗中，硝烟和汗水使我们变成了黑人。为了黑人的自由，我们英勇奋战。”[8]高级将领中也不乏明智之士。早在1861年秋，格兰特将军在给父亲的信里就表示：只有向奴隶制宣战才能有效地打击叛乱者。谢尔曼将军在提交给林肯总统的备忘录中“主张把战争进行到有足够的南方奴隶主、种植场主贵族被杀死时为止。”[9]此外，斯坦顿、莫尔、雷诺兹等将领都公开主张国家统一和废除奴隶制。军队的政治观点使研究内战的专家布鲁斯·凯顿把联邦军队称作“林肯的军队，或者说是国家的军队。”[10]
    南北战争结束后，联邦军队不仅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而且享有很高的声誉和权力。唯有南方旧奴隶主和前同盟成员对军队既仇恨又害怕。即便如此，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军队的权威。前南方同盟军中将里查德泰勒在评价格兰特将军时写道：“确实，他的重要地位仅次于华盛顿。华盛顿建立了共和国，而他有着恢复共和国的权力。”[11]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联邦军队在完成了军事任务之后仍关注着形势的发展，关注着南方的重建。早在1865年4月，陆军部长斯坦顿就向林肯总统建议，以军事管制的方式对南方进行重建。[12]可惜林肯遇剌，这个建议被搁置。1865年11月谢里登将军又向约翰逊总统提出“仅靠立法不可能解决战后南方的问题。”[13]反映了军队对战后局势的忧虑，表达了军队要参与南方重建的意向。当时，军队参与南方重建也具备有利条件。1865年战争结束时，有20万联邦军队驻扎在南方。进行大规模复员后，1867年时还保持有2万人。[14]联邦军队的数量和分布完全能保证军队参与南方重建的力度。
    二
    1867年3月，在共和党激进派的推动下，国会通过了以军事管制为手段的南方重建法案。法案首先拒绝承认南方十个州政府（田纳西州除外）；接着把这十个州分为五大军区，分别由合众国的军事当局管制；规定由总统任命准将以上的军官为各军区司令，司令在本辖区内有权镇压叛乱、惩办罪犯，合众国法庭无权抵制军事法庭的判决。同时，国会通过官吏任期法案，保护陆军部长斯坦顿免于约翰逊总统的罢免。国会还通过军队指挥权法案，规定总统向军队发布命令，必须经过“全军大将军”格兰特。1867年7月，国会又通过法案，强调南方各州政府在一切方面都必须服从军管当局，官员一旦被发现不忠于联邦，军区司令有权将他免职。这一系列法令使联邦军队拥有了主宰南方的最高权力。1867年3月，约翰逊总统不得不依法任命了五大军区司令。从此，联邦军队深深地介入了国内政治，在南方重建中打上了军队的烙印。
    军事管制的政治目标很明确，即建立南方各州的新政府。要建立新政府，首先必须撤销前同盟成员的官职。第三军区的米德将军一上任便罢免了佐治亚州州长詹金斯的职务。第四军区的奥德将军免除了密西西比州州长汉弗莱的职务。第五军区的谢里登将军更大刀阔斧，1867年3月19日即颁布一号通令，宣布路易斯安那州和得克萨斯州政府为临时政府，军队对所有官员具有任免权。随后相继罢免了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威尔斯，得克萨斯州州长斯洛克摩尔顿、新奥尔良市市长门罗、司法部长哈罗、法官哈尔贝以及市政委员会中22人的职务。接替谢里登职务的莫尔将军，从1867年9月到11月间又先后罢免了20名官员的职务。路易斯安那州的人们评价谢尔登“在改变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方面没有其他将军比得上他”[15]。北方一家报纸则评价莫尔在打击前南方同盟成员和消极怠工的官员方面是“超过谢里登的谢里登。”[16]军队这些举动破坏了南方旧的政治权力结构，为建立新的政治权力结构铺平道路，为新的民选政府作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