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新的民选政府，关键是选举。按1867年重建法案的规定，南方选民在选举登记时必须宣誓声明没有参加叛乱。于是，军管当局作出种种具体规定，不给予前州长、市长、法官、警察、市议会成员等选民登记的权利。同时，为了尽可能多地动员自由民参加选举，军管当局一再延长登记时间，使居住在边远地区或不敢登记的黑人得以登记参加选举。此外，各军区司令还发布命令，不许白人干涉黑人的选举，凡是用暴力、恫吓、解雇等威胁手段阻碍黑人参加投票的行为均被宣布为犯法行为，一旦发现，立即惩处。为保障选举的正常秩序，军队负责选举治安，并派监察员监察投票和验票。军管当局的措施卓有成效。1867年南方“大约10%的白人失去了选举权。前南方同盟州（除田纳西外），共有660181名白人和703459名黑人进行了选民登记。”[17]亚拉巴马州的黑人占全州人口数的45%，却占选民数的63%。佐治亚州的黑人占人口数44%，却占选民数的49%，[18]统计数字表明，黑人参加选举的广泛程度大大高于白人。要在刚刚消灭了奴隶制而种族主义盛行的南方做到这一点，没有联邦军队的保障是不可能的。
    南方黑人积极参加选举的结果使自己的代表第一次步入了政坛。1868年南卡罗来纳州立法会议上，黑人议员有87人，白人议员仅为40人，另有两名黑人先后担任过副州长。[19]在整个重建期间，从黑人中共选出过两名国会参议员、14名众议员。其中的12人过去曾是奴隶。[20]从奴隶到议员，这一巨大变化是美国黑人长期不屈不挠斗的产物。尽管黑人在选举中取得了胜利，黑人参政的道路并不平坦。以佐治亚事件为例，佐治亚州第一届立法会议召开时，竟然拒绝接纳黑人议员入席。为此，特利将军以违反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为由驱逐了24名民主党议员，并让被排斥的黑人议员回到立法会议。可以说，联邦军队在保证黑人实践自己的政治权利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黑人的选票也保证了共和党人在南方执掌政权。重建时期的第一次选举，7名州长中有4名州长，14名国会议员中有10名参议员，35名众议员中有20名众议员是来自北方的共和党人。1869年6月当选的弗吉尼亚州州长沃克“是一位自备毡囊者、共和党人、银行家。”[21]
    由于军队的保护，南方各州先后进行了有史以来最民主的选举，黑人、穷苦白人得以进入制宪会议、立法会议，各州政府的领导权为共和党所掌握，在这个基础上，各州制定出了符合重建法案要求的新宪法，1870年为联邦政承认，其代表为国会所接纳，重建南方的政治任务完成。
    三
    美国资产阶级运用军事、政治手段消灭了奴役黑人的奴隶制，可并不打算把土地无偿分配给黑人和贫苦白人。重建法案没有民主解决土地问题的计划和规定。联邦军队在战争期间及战后初期的一些主张和做法，在南方的土地上开创和促成了各种雇佣剥削形成。
    随着南北战争的进展，联邦军队面临越来越多的难题：如何处理没收来的土地？怎样安置自由民？在既无联邦政府明令又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各军事当局和将领完全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当联邦军队占领了罗亚尔港及附近30英里海面时，军事当局允许黑人每人种2英亩土地，每个孩子可分5/16英亩，收获的粮食供自己吃用，同时在另外拨出的土地上为政府生产棉花。在新奥尔良，巴特勒将军指定专人管理被遗弃的土地，并允许黑人耕种，规定头等劳动力每天工作10小时，每月工资10美元。[22]1862年底，格兰特将军派专人在“大交叉点”（地名）收容黑人，让他们从事采摘棉花的工作。每摘一磅棉花，发给1角2分的报酬。留在该地区效忠于联邦的种植场主也有权利按此条件雇佣黑人。[23]1862年7月萨克斯顿将军提出把无人耕种的大种植园分成小家庭单位，以此鼓励黑人经济独立。[24]1863年1月，班克将军发布命令要求黑人与他的自选的种植场主签订年度合同，军队监督合同的签订。1865年，梯尔封将军明确规定了最低工资限额。头等男劳动力月工资不得低于12美元或分得8蒲式耳的粮食。[25]正是在军队的参与下，昔日的奴隶开始转变成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以至“到了1875年，白人的南方已经认识到廉价的自由劳动力是赢利的农业制度的基础。”[26]奴隶主们逐步转化成资产阶级的种植园主。
    黑人群众渴望无偿分到土地，共和党少数激进派也主张民主解决自由民的土地问题，而真正使黑人无偿获得土地的是军队。1865年1月，在斯坦顿将军的默许下，谢尔曼将军发出“第15号特别战地命令”，将查尔斯顿以南的岛屿、沿海30英里内的土地分配给自由民，每户可得40英亩的可耕地。在国会认可之前，由军事当局保证其所有权。很短时期内，4万名自由民获得了485000英亩土地。同时，达纳将军也将南部同盟总统戴维斯的1万英亩土地拨出来作为黑人自治居留地。1800名黑人由此分得土地。不错，军队的以上做法是战时采取的临时措施，然而这些措施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时间、空间的限制。它在一定范围内满足了黑人对土地的要求，促使一批黑人小农的诞生与成长。
    军事当局还开了大量拍卖、出租土地的先例。1862年《没收法令》颁布后，军队将没收的许多土地出租出卖给将领、官员以及北方的资本家。马萨诸塞州州长安德鲁斯用3万美元买进密西西比州的一个种植园，罗得岛的参议员斯普拉格是弗吉尼亚没收财产的大买主，巴特勒将军的兄弟科洛内文·巴特勒获权租得新奥尔良附近的种植园。[27]土地的拍卖和出租造就了一批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大土地所有者和新兴的资本主义农场主，同时消灭着奴隶主阶级，改变着南方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
    综上所述，联邦军队在重建时期作为联邦政府的代理人在南方行使了最高权力，强行贯彻落实了共和党激进派的一系列法案。政治上建立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各州政府，稳固了资产阶级政权，巩固了南北战争的成果。经济上，军队创造性的举措促使奴役黑人的奴隶制经济逐步让位于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分成租佃制种植园经济，从而为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可以说，没有重建就没有南北战争的最终胜利。对于这胜利，联邦军队的积极作用应当得到充分肯定。
    注释：
    [1][13][15][16]约瑟夫·G·道森：《将军与重建》，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30页，第32～33页，第200页，第68页。
    [2]查尔斯·R·林利：《内战以来》，世纪公司，1926年，第14～15页。
    [3][19][26]约翰·霍普·富兰克林：《从奴隶到自由》，阿尔弗雷德·A·诺弗公司，1956年，第300页，第313～314页，第307准页。
    [4][14][17][21]彼特·卡梅乔：《种族主义、革命与反动，1861-1877年》，莫那德出版社，1976年，第72页，第184页，第85页，第128页。
    [5]福斯特：《美国历史中的黑人》，三联书店，1960年，第320页。
    [6]转引自《历史教学》1961年12期，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