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要勤奋。有成就的学者，没有一个不十分勤奋的。国学大师黄侃，天分很高，但他绝不自恃聪明，而是一生勤奋治学。他在临终前一天，因患胃溃疡穿孔，吐血数盆，但还圈点《唐文粹补编》两卷，并记日记。季羡林先生每天4点钟起床，看书写作到8点钟，四个钟点“雷打不动”，现在已经80多岁高龄，仍然如此。白寿彝先生组织领导编写几十卷本的《中国通史》时，已经70岁了，70岁还勇于开拓一个新的事业，这是何等的精神。白先生今年已经87岁了，还在继续看《中国通史》未完的稿件。总之，要有成就，就得勤奋，耍“小聪明”是绝对害人害己的。
    第三，要虚心。自满是退步的开始，小满足小退步，大满足大退步。在这次会议上，有两三位中青年同志的口气很大，动不动就用“全称肯定”或“全称否定”的语气讲话。不客气说，这是很危险的。已故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在清华国学研究所读研究生时，赵元任先生在他毕业论文的某一段上批了6个字：“说有易，说无难”。确实如此。你说一件东西有，只要举出一两个例子来，就可以了，总之是“有”了，不过多寡而已。你说一件东西没有，你必须把“有”的一切可能都排除以后，才能说“无”。这次会上一两位青年同志所使用的“全称否定”的表达方式，太危险了。你读过的书还很有限，怎么能这么大的口气呢！颜之推说：“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真是至理名言啊！
    真正有成就的大学者，都是虚心的。前面讲到的国学大师黄侃平日论学，少所许可，“又喜于酒后漫骂，故人皆避之”（他的好友汪辟疆的话）。但黄侃又是很虚心的。他和刘师培本来是朋友，刘只比他大两岁。有一天刘对黄说：我家四世传经，没想到到我这里就要断了。（刘患肺病久治不愈）黄安慰刘说，你在北大教书，有这么多学生，哪会没有传人呢？刘说，他们都不配传我的经学。黄说，那么谁能继承你的学问呢？刘说，如果能有你这样的人就好了。黄侃听了以后十分高兴，第二天就向刘行拜师大礼（磕头）。黄侃只因为自己的经学不如刘师培，要向刘学经学，就从朋友关系改为师徒关系，向只比自己大两岁的人行拜师大礼，这是多么难得的好学精神，多么难得的谦虚精神！
    一些大学者写了文章后，一定要请人提意见，而且要听取自己学生的意见。据启功先生回忆，他的老师陈垣先生写了文章，要他提意见，而且非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不可。抗日战争时期，陈垣先生在家信中说，胡适、陈寅恪等都去了南方，现在写了文章再找不到这样的人提意见了，感到很苦恼（大意如此）。老先生是多么的虚心。
    三 对老同志的希望
    这里说的老教师，是指60岁左右的同志。世界现代史是一门新兴学科，1949年以后在我国各大学才开始有，像我这样70岁的教师就很少了，所以60岁左右就可以算老教师。老教师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培养中青年，发现人才并提拔人才。过去有成就的学者，不少人是这样做的。例如燕京大学的洪煨莲先生，他从1923年起执教燕京大学历史系，经他赏识和提拔的学生而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有齐思和、翁独健、周一良、聂崇岐等先生。再如顾颉刚先生，他一生提拔的人也很多。钱穆本来教中学，黩默无名。顾先生看到他写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很欣赏，推荐《燕京学报》发表，后来又推荐钱穆到燕京大学任教。胡适对这篇著作也很欣赏，在《日记》中称之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后来钱穆又到北大任教。童书业先生连中学文凭都没有，原是浙江省立图书馆的一名校对员。后来顾先生在《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上看到童书业写的《评顾著尚书研究讲义第一册》等文章，认为是可造人才，便邀他到北京协助自己搞研究工作，食宿都在顾先生家里，每月还给童几十元的工资（顾自己付）。童之受知于顾，是他后来能成为历史学家的一个重要原因。总之，一个人如果能在一生中发现一些人才，并帮助他们成熟起来，那就是对社会做出了贡献，也是做教师的最大幸福。
    注释：
    [1] 本文是齐世荣教授在“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展望”学术讨论会暨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第五届年会上的讲话，涉及世界现代史学科的发展、中青年应抱的治学态度以及教师的责任等问题，颇有价值。现征得本人同意，据录音整理发表，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