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两书编修越南史的起止内容不同。《大越史记》记事始于赵朝赵武帝赵佗（公元前207～137年）至李朝末代君主李天馨（1224～1225年）约1400余年的越南史。但《越史略·国初沿革》中，记载了越南历史始于周成王（公元前1063～1027年）至周庄王（公元前696～682年）之雄王建文郎国，终于陈朝陈废帝昌符元年（1377年），其间有两千多年历史。
    其三，两书的卷数有不同。《大越史记》共30卷，但该书原本未保留下来，只有部分内容（共29节）可见于黎朝史学家吴士连的《大越史记全书》之中。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序》中指出：“至太宗始命学士黎文休重修《越志》，自武帝以下至李昭皇初年，曰《大越史记》三十卷。”越南史学家陈文甲说：“《大越史记》三十卷，陈朝时期史学家黎文休编撰。”[3]另又曰：“《越史略》不著撰人名氏，共三卷。”[4]由上可知，两本书在卷数上相差较大，所以我们认为《大越史记》30卷、《越史略》3卷，不能说两本书是同一书。
    其四，两书的古老版本也有不同。《大越史记》原著在吴士连撰成《大越史记全书》时（1479年）尚保留无损，据吴士连说：是书之作（指吴氏的《全书》），本黎文休、潘孚先大越史记二书，考校编辑为之。但在1479年之后，《大越史记》就失传了。至此越南历代史学家撰写国史不再完全依据该书，仅取其遗留下来的很少史料。然而《越史略》原著至今保留无缺，其版本较多又确切可靠。例如在我国出版发行的有：明安南不著撰人名氏，《越史略》三卷，清道光二十四年金山钱氏，用墨海金壶刻版，重编增刊，清钱熙祚辑，守山阁丛书本；明安南不著撰人名氏，《越史略》三卷，清光绪十五年（己丑）上进鸣文书局影印，清钱熙祚辑，守山阁丛书本；明安南不著撰人名氏，《越史略》三卷，民国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丛书集成初编本；明安南不著撰人名氏，清光绪二十九年，金匮浦氏，静寄东轩属上海书局石印，清浦氏辑，皇朝藩属舆地丛书第一集本，等等版本。所以为现代中越史学家所熟知，并且均采用我国的善本--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的《丛书集成初编本》发行，作为研究和编撰越史、中越关系史可靠的古籍。
    关于《越史略》为何将李氏王朝历史分为两卷来阐述的问题
    越南史学家无人论述这个十分关键的史实。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本，《越史略》共3卷，李氏王朝就占两卷（二、三卷），足见作者很重视李朝的统治史。可是为何又将李朝分为两卷及为何以李朝国君李乾德李仁宗作为划分二、三卷的界限呢？越南学者对此有疑问而又无法解释这个问题。今将我们的看法分述如下。
    首先，李朝的历史从李太祖李公蕴至李惠宗李旵，凡8主，共216年而亡于陈氏王朝。《越史略》卷二起自李太祖（1010年）至李仁（1127年），凡4主（太祖李公蕴、太宗李德政、圣宗李日尊、仁宗李乾德），共117年，这正是李朝治下的越南封建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李朝政治、经济、文化有较大成就的时期。李朝建国伊始，就按照中国唐宋中央政治制度的模式，亦步亦趋地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封建中央集权专制君主制度，越南开始迈入政治集中、国家统一、国势强盛的时代。正因为如此，从李朝第二代国王李德政起至第四代李乾德，趁中国北宋域内多事、域外敌人入侵之机，认为宋朝软弱可欺，有意量宋，屡寇边防。李朝统治者在数十年间，侵犯中国之事不绝于书。同时期，又南犯占城，西征真腊，强占大片领土。到12世纪初，李仁宗治下的越南，一跃而成为中南半岛东部的大国，成为该地区的霸主。因此《越史略》的作者为眩耀李仁宗的威望和“大越国”的强大，就把李仁宗之前的几个君主单列为一卷（卷二）以突出其地位，可见作者用心之良苦。
    其次，《越史略》卷三记述了李仁宗在1127年死后，大越国势江河日下，日薄西山，开始了衰微不振的阶段。从李神宗（1127～1138年）起中经李英宗、李高宗至李惠宗止，《越史略》列为最后一卷（卷三），标志着李氏王朝走下坡路了。当时国内诸侯贵族相互交战，争夺权利，兵燹连年，民不聊生，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国内陷入混乱不止的状态。最后导致辅国太尉陈守度在1225年发动政变，强迫李昭皇让位给陈氏宗族，陈煚登基为王，至此开始了陈朝的统治。所以《越史略》第三卷尾页写到陈煚即位（1225年12月）为止。由此看来，把李朝的统治史划分为两卷（两个时期）是有深刻原因的。《越史略》一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按中国宋代以前的中国史籍的编年体裁和思想模式进行编撰的一本安南国史。它的篇幅虽然不大，但涉猎的历史问题却十分浩繁，其具体事实又颇臃肿，起迄时间也长达千余年之久。
    关于《越史略》一书中的史学思想问题
    《越史略》在越南史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它全面而又简要地叙述了越南国家的起源直到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对后人学习越南上古史及中古史提供了最基本的线索；又为后人续史提供了最珍贵的史料；它的史学思想及其方法论尤为可贵，是为尔后越南历代史学家撰史提供了依据。所以《越史略》一书不失为越南正史著作之一。由于它的内容较为丰富，所用史料比较客观，故阐明问题也比较清晰。赵纪、吴纪、丁纪、黎纪、阮纪作为“本纪”较为妥当，故均被越南史学家所采用。但它所叙述的历史问题，受一定的历史条件和阶级的局限，不可避免地要过多的歌颂帝王将相、豪门贵族，而过于贬低劳动者的作用；夸张王朝实力，推崇对邻国的侵略政策。我们在研究中要批判地加以扬弃。
    《越史略》的纪年方法，均按越南正统的帝王更替顺序纪年，并按中国帝王历史纪年法来记事。例如：“汉灵帝中平元年，州人屯兵执刺史，帝以琮为刺史”；“唐高宗调露元年，改交州刺史为安南都护府”；“唐肃宗至德二年，改安南曰镇南都护府”。再如“黎大行天福二年”，“黎卧朝景瑞二年”，“李太宗天成三年”等等均以中国帝王历史纪年或以安南帝王历史为纪年和年号。我们认为，《越史略》是一部比较正规的越南正史纪年史书，成为尔后越史专家使用纪年法和年号的依据，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作用。
    《越史略》撰于安南陈朝盛世，也是越南历史上人的理性觉悟之始。其历史观点颇为精辟并富有启迪性。该书作者认为，历史的功用不仅在于记历史，述人事，训后世，为后世之鉴，而且还在于它的史料比较丰富而可靠有据，为后人所用。黎朝史学家吴士连在撰写《大越史记全书序》中受《越史略》所启发而感慨道：“史以记事也，而事之得失，为将来之鉴戒。”另外该书作者在历史探索中勇于提出个人的看法，是越南撰史者打破传统观点之始，历史的真实性因之奠下坚实的基础。作者还认为：“奈何凡史籍出于传闻，文出于怪诞，撰之失真，录之繁冗，徒为搜目，将何鉴焉？”作者是首次用批判的态度来著述越史之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