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史略》对历代帝王将相有褒有贬，较为适当地评价历史人物。例如：东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年）所遣刺史朱俊治交州无功，引起人民反对，中平元年（184年），“州人屯兵执刺史”，灵帝为安抚人民，治好交州，乃“以琮（即贾琮）为刺史，琮至，为抚辑之，州境乃安。百姓歌曰：贾父来晚，使我先反，今见清平，吏不敢反，琮任事三年，拜为议郎”。是书给汉朝清官贾琮以高度评价，至今在越南北方仍有贾庙，以追念他的功劳。我们还可以在书中看到，在汉灵帝末年孙吴初年，对治理交州40余年的士燮倍加赞许。《越史略》卷一曰：“燮迁交州太守，……疆场无事，民皆乐业，威尊无上，在治四十余年……”由以上数例可知，该书描述贾琮、士燮任职中，对安南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均有重大贡献。故吴士连在《全书·外纪》卷一中，对士燮的功劳亦倍加赞扬：“我国通诗书，司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士燮始。”黎嵩在他的《越鉴通考总论》中亦云：“士王习鲁国之风尚，学问博洽，谦虚下士，化国俗以诗书，淑人心以礼乐，治国踰四十年，境内无事。”《越史略》作者对士燮的高度评价为越南历代史学家所承袭，其史学思想长期濡染了越南一代政治家、史学家、教育家和文学家，进而推进越南汉文化的发展。70年代末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集全国史学“名流”编著的《越南历史》一书对我国的贾琮、士燮、陶璜、杜惠度、刘延祐等一批有功于安南的刺史避而不谈，有意贬之，乃非历史主义者。再者，《越史略》对李朝开国君主为巩固其政治，提高帝王声威，对违反王令者均绳之以法，亦加颂扬：“大胜明皇帝（即李太祖）置大鼎于庭，养虎于槛，下令曰：‘有犯法者受烹噬之罪，人皆慑服，不敢违命。”对李公蕴的表彰，其影响非小，尔后历代有为之君主均以该书为借鉴。
    《越史略》作者对于那些暴戾之君也作明确的揭露：“王（指黎朝君主黎龙铤）性好杀人，有临刑用茅缠以火烧之。又使优人廖守心持钝刃而解之，以迟其死，如此数日，其人哀号痛切，……王大笑以为乐。……每视朝，则使优人喋喋其口，以乱执政之奏事。”“或夤夜杀猫，赐诸王食，食毕以猫头示之，诸王皆呕吐。”黎卧朝在越南历史上是臭名远扬的暴君，作者用尊重史实的笔法，将其暴露于史，传世很久，尔后凡撰写黎朝君主均持此说，影响很深。
    《越史略》特别对中越关系的记载着墨甚浓，这对越南社会的稳定和诸王朝获得国内人民的支持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凡越南新王朝一成立，均派遣使节晋见中国皇帝请求册封为王，以获得中国的认可，这是必须履行的头等国事，无一例外。例如，《越史略》记载，越南第一个独立王朝--丁朝成立伊始（970年，宋太祖开宝三年），即封丁部领为安南君王；985年（宋太宗雍熙二年），封黎朝开国君主黎桓为静海军节度使；993年（宋太宗淳化四年），加封黎桓为交趾郡王；1022年（宋真宗乾兴元年），封李朝开国君主李公蕴为南越王。他们的子孙也需中国皇帝加封，直至越南成为法国的殖民地才告结束。这是中越关系中的独有特点。因为越南历代国君能受到中国皇帝的2加封、支持和承认对越南帝王统治本国非常重要，否则，国内会出现麻烦。所以，越南史学家均把中越称为北朝和南朝的兄弟之邦。
    总上所述，1936年我国商务印书馆以《丛书集成初编》出版的《越史略》是当今世界上广为流行的最佳版本，越南著名史学家均以此版本为蓝本。1960年越南文史地出版社将《越史略》中文版译为越文，视其为研究越南封建社会史的一本极为珍贵的文献，在全国发行。当然，《越史略》一书中尚有很多谬误，需要加以更正。正如我国《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指出的：“宋初始自立国，此书自唐以前，大低全袭史文。自丁部领以下，则出其国人之词，与前史所载殊有同异，盖史臣但承赴告之辞，故如薨卒之类，往往较差一年，至名号官爵，或只自行国中，而不以通于大朝，故亦有所错互，其抵牾之处，颇可与正史相差证。”所以我们在阅读《越史略》一书中，务必留意。另外，我国从事东南亚历史研究的同仁应通力合作，对《越史略》一书加以研究、整理、校订和出版，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容易获得重大的成果。因越南古籍均为古汉文字，且都是在参照中国大量史书的基础上撰写出来的。因此，我们从事对该书的整理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注释：
    [1]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汇辑》，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26页。
    [2]陈文甲：《越南作家传略》（霸占文），越南史学院出版社1961年版，第31页。
    [3]陈文甲：《大越史记全书略考及其作者》，笔者译自越文《历史研究》1964年20期。
    [4]陈文甲：《赵南作家传略》，笔者译自越文越南史学院出版社1961版，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