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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充分注意帕列奥列格王朝外交政策演化的外部因素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其内在的原因。从拜占廷全部历史发展看，其外交活动的内因起了重要的作用。影响帕列奥列格王朝外交政策的内在因素非常复杂，但是就其主要者分析有以下诸点。
    首先是拜占廷经济基础的全面崩溃和国力资源的全面枯竭致使国家极度衰弱。可以说，国势衰弱是该王朝外交屡屡受挫的最主要的原因。早期拜占廷经历了长期动荡确立的军区制是成功的军事和政治经济管理制度的改革。由于军区制适应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有效地缓解了外敌入侵引发的危机，并促进了以农兵为主体的小农经济的复兴，从而为军区自身的发展和帝国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军区制使拜占廷军队具有广泛而稳定的兵源和财政保证，使拜占廷的兵源世代维系，并由于下级官兵自备武器、装备和粮草，而减轻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也使拜占廷国家税收大幅度增加，财政状况根本好转。公元9、10世纪的年收入达58.4万金镑[22]，为拜占廷历史上最高水平。但是，10世纪末军区制的解体和以农兵为中心的小农日益丧失独立性和迅速破产，以及11世纪国有小农几乎完全消失和12世纪军区制被彻底取消，对晚期拜占廷经济产生了灾难性后果。一方面，作为国家主要纳税人的小农的消失使国家丧失了作为国家主要财源的土地税、人头税和各种不定期征收的非常规税；另一方面，军区制瓦解促使形势恶化，使拜占廷国际贸易迅速萎缩，对国家财政是最后的致命打击。学者们估计，晚期拜占廷年收入只是军区制发展最完善时期的年收入的1/40[23]。此时的拜占廷极为衰落，既缺乏从事大国外交的经济实力，又没有维持小国外交的财力，只能在强国之间周旋，苟延残喘。1370年初，约翰五世即因缺少必要的金钱而使其以数年游说西方、千方百计达成的救援君士坦丁堡的协议在最后一刻化为泡影，并因无力偿还债务，被扣押在威尼斯达一年之久。土耳其人更是借口拜占廷不能按外交协议交纳贡赋而在巴尔干半岛攻城掠地。1453年，拜占廷人甚至因为不能支付匈牙利火器匠乌尔班足够的报酬，使他投奔土耳其人并帮助他们铸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火炮，土耳其军队因此装备了攻陷君士坦丁堡最关键的火器[24]。
    其次，军事因素是影响帕列奥列格王朝外交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拜占廷地处东地中海战略要地，为东西方国家的结合部，长期成为兵家争夺之地。可以说，拜占廷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军队的发展对于其生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军区制曾使国家军事化，地方军事首脑的一元化领导极大地提高了地方管理的效率和军队的应急能力，战斗力明显提高。现代拜占廷学家高度评价了军区制，认为它是“赋予拜占廷新活力的大胆改革，其意义极为深远”[25]。军区制衰落以后，拜占廷军队一蹶不振，兵不能战或无兵可用，雇佣兵逐步取代了农兵。雇佣兵不仅是国家巨大的财政负担，而且，雇佣兵作战的目的与本国农兵不同，极易发生哗变，是晚期拜占廷动荡衰弱的重要因素。正因为缺乏国家武装力量作为外交活动的后盾，拜占廷的许多外交成果不能得到巩固。例如，1396年，巴尔干各国组成反土同盟，联合反击土军的扩张，并将粉碎土军对君士坦丁堡的封锁作为主要的作战目标之一，但是，曼努尔二世却未能提供一兵一卒配合这次行动，使土军获得大胜。将近半个世纪以后，巴尔干国家反土同盟再次遭到同样的失败，而拜占廷由于同样的原因没有为自救作出任何贡献，错失了最后的机会[26]。当数十万进攻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军队团团围住拜占廷都城时，他们面对的只是数千拜占廷的乌合之众[27]。
    再者，对帕列奥列格王朝外交活动具有深刻影响的另一个因素是政治因素。在晚期拜占廷，以大地产为基础的军事贵族势力对中央集权造成直接威胁，有些军区将军的叛乱甚至造成王朝的倾覆。大军事贵族凭借经济实力拥兵自重，直接参与皇室内讧，有的甚至爬上皇帝宝座。自公元10世纪末，军事贵族便形成强大的政治势力，与中央政府的官僚势力争权夺利，明争暗斗，这两大政治势力之间的较量构成晚期拜占廷政治生活的主线。13世纪以后，拉丁帝国时期引进的西欧封建制加剧了地方势力武装割剧的混乱局面，军事贵族的叛乱愈演愈烈，他们兵临首都城下，推翻当朝皇帝，当时最有实力的军事贵族坎塔库震努斯自立为皇帝即是其中典型代表[28]。各地的军事贵族拥兵自重，拒不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为了保全自己，极尽认敌为友、认贼作父、引狼入室、相互厮杀之能事，使朝廷的军机要务和外交政策无法施行。
    与世俗贵族起着同样恶劣作用的教会贵族，一方面搜刮财富，将国家仅存的金钱变为教产；另一方面对国家政务指手划脚，横加干涉，稍不满意，便煽动骚乱，制造社会动荡。当国家危亡在即之时，教会上层仍然不顾民族利益，反对东西教会和解；在土军破城之际，君士坦丁堡的教士们宁可将金银埋在地下也不肯支援政府用于购买武器；作为约翰八世外交重要成果的“佛罗伦萨东西教会统一协议”就是由于教会反对而流产的，大教长卢卡斯·诺塔拉斯公开宣称“宁可在都城内看到头裹方巾的土耳其人统治，也不愿意看到顶着三重教冠的拉丁人统治”[29]。
    最后，在考察了经济、政治和军事因素之后，还应注意到包括拜占廷皇帝在内的帕列奥列格王朝政治家们的短视。在晚期拜占廷，几乎没有出现“一言以兴邦”的卓越政治家，无论是历代皇帝，还是高官显贵，或是将军武士，都对东地中海和欧洲形势缺乏必要的理解，对国家的前途缺少应有的洞察力，以致在外交活动中采取了许多短视行为，外交政策忽左忽右。首先，他们不是将政策的重心放在整顿朝纲和内政改革方面，不是把外交确立在富国强兵的基础上并使之为加强国力服务，以该朝最有作为的皇帝米哈伊尔八世为例，他的外交活动可谓活跃，但是其活动大多出于权宜之计。其次，由于他们不能清醒地认识本国国情和周围世界的形势，因此采取了许多愚蠢的外交措施。例如他们不能正确估计本国民众对罗马天主教的反感情绪和西欧各国因内部动荡而无心东顾的局势，因此在争取西方援助的外交中付出的代价太大、损失的精力太多、浪费的时间太长，而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同样，由于他们不能正确判断土耳其人迅速崛起的趋势和其称霸地中海和黑海世界的野心，因此采取了许多有利于奥斯曼土耳其人发展扩张的政策，“精明的”约翰六世就是在对自己外交失误的悔恨和世人的唾骂中病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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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期拜占廷国力持续下降，衰落之势不可阻挡，特别是到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其灭亡已成定局。在此背景下，帕列奥列格王朝的外交活动对形势的发展起了恶劣的影响。
    首先，它加剧了外敌入侵的边关危机。主要表现有三：其一，由于帕列奥列格王朝历代皇帝外交政策指导思想的错误，国家的外交活动没有成为强化内部改革的补充，也没有为加强国力提供外部条件，而只是成为他们寻求援助和救护的渠道。在该王朝统治的近二百年期间，人们几乎找不到任何旨在富国强兵的措施，甚至连在尼西亚流亡期间推行的军事和土地改革也被废止了[30]。相反，从米哈伊尔八世到君士坦丁十一世的历代君主仅仅利用外交活动阻止外敌入侵或引进雇佣兵，从而错过了从内部救亡的时机，堵塞了从内部解决边防问题的可能性。其二，该王朝一度推行的亲土耳其人政策使新兴的土耳其人顺利发展，其外交政策之养虺成蛇、养虎贻患的错误非常明显。早在13世纪时，拜占廷完全有能力清除这个小亚细亚地区的隐患，但他们或是未能预见其潜在的威胁，或是忙于内战而任其发展[31]。嗣后拜占廷朝野贵族便将凶猛彪悍的土耳其人作为内战和对斯拉夫人作战的主力，使之发展极为迅速。正是由于该王朝的支持和保护，奥斯曼土耳其才没有被扼杀在发展的初期阶段，也没有象巴尔干半岛各小国那样相互牵制而难于发展。也是由于该王朝的亲土政策，使土耳其人获得充足的理由和借口大肆扩张，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完成了对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地区的征服。还是由于该王朝的屈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征服扩张活动被合法化。其三，该王朝推行的亲西方政策延误了解除边防危机和自救的时间。帕列奥列格王朝君主对西欧国家的游说和对教皇的争取工作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实际的成果，但是却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约翰五世、曼努尔二世和约翰八世先后访问西欧国家，短则数月，长则数年[32]。正是在这个时期，塞尔维亚人一度控制了巴尔干半岛，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也是在这个关键的时期，奥斯曼土耳其发展起来成为强大的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