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它加剧了国家财政经济危机，拜占廷帝国的经济危机始于12世纪军区制彻底瓦解的时期，至帕列奥列格王朝统治阶段，国家的税收几乎不能保证，国库所存无几，政治分裂造成的中央直属领地的迅速缩小使国家财源和人力资源趋于枯竭。该王朝推行的外交政策非但无助于国内形势的改善，反而促使财政经济进一步恶化。其一，该王朝在外交活动中动辄割让土地，使国土资源急剧萎缩，如1298年安德罗尼库斯二世被塞尔维亚人击败后，割让大片被占领土给国王米鲁廷（Stefan UrosⅡ Milutin,1282-1321）[33]；1302、1308、1331、和1355年拜占廷人多次割让土地，以换取与土耳其人的暂时和平；特别是拜占廷人割让色雷斯、加拉大等对国家生死攸关的重要地区导致国家丧失了最后的自救资源，以至到1423年帕列奥列格王朝将第二大城市萨洛尼卡卖给威尼斯后，已经无地可割，无税可收，仅靠首都城内少许工商税收勉强度日[34]。其二，该王朝不仅由于割地减少了资源，还通过出让经济权利断绝了最后一点经济来源。早在11世纪末，拜占廷人即用君士坦丁堡的商业特权换取威尼斯舰队对诺曼人的海上打击。这对具有天然优势的拜占廷国际贸易是沉重的冲击。1267年米哈伊尔八世许可热纳亚人在首都近郊的加拉大建立商业特区，次年又出让该区全部商业特权，使拜占廷国际贸易的优势尽失[35]。1402年土军在安卡拉战役中遭到蒙古军队致命打击曾给了拜占廷自救的机会，但苟且偷生的拜占廷人没有抓住这一机遇，却在同年将整个东方贸易的交通权拱手让于威尼斯，以换取其外交上的支持[36]。其三，该王朝在外交活动中的巨额开支加重了国家的经济负担，例如，安德罗尼库斯二世原打算在热纳亚和威尼斯战争中坐收渔人之利，计划落空后，不得不向双方支付大笔赔偿。约翰五世和曼努尔二世在游说西欧国家援助的旅途中开销庞大，他们与威尼斯人订立的协议几乎是用钱买下的，而这笔巨额钱款完全超出了王朝的经济能力。雇佣兵的军费也是国家巨大的财政负担。1351年约翰六世因使用土军作战耗尽国库最后的金钱，不得不以没收教产的方法支付军饷。从约翰五世到约翰八世统治期间，拜占廷与土耳其签署的协议大多包括纳贡的内容，从而使土耳其人榨干了对手最后的油水。
    再者，它加剧了朝野上下的政治分裂。晚期拜占廷王朝政治极为动荡，几次大规模内战几乎都与外交政策的争论有关。可以说帕列奥列格王朝忽而亲西忽而亲土的外交是加剧其政治分裂的重要原因，此其一。米哈伊八世时，为取得朝野贵族对其外交政策的支持，推行政治高压措施，监禁和流放反对派贵族，没收其财产，开启了该王朝政治斗争的序幕。其子安德罗尼库斯二世对“统一派分子”则大开杀戒，甚至连其兄弟君士坦丁也不放过，只是由于朝臣说情，才改处没收家产，流放边疆[37]。中央政府外交政策的摇摆不定直接造成朝野上下的分裂，安德罗尼库斯二世和米哈伊尔九世对西班牙雇佣兵的政策分歧曾导致雇佣兵哗变，造成希腊地区巨大的灾难。1342年宣布独立的萨洛尼卡共和国起义的重要原因是对当时的外交政策不满[38]，1374年约翰五世废长立次，掀起激烈宫廷斗争的原因之一也是外交政见分歧[39]。该王朝外交失误还为外部敌对势力的入侵制造了借口，此其二。威尼斯和热纳亚都曾利用约翰五世和其长子安德罗尼库斯四世之间关于投靠西方还是投靠土耳其人的斗争左右王朝政治，从中渔利，获得巨大的商业特权。1383-1387年，土军利用拜占廷外交失误夺取第二大城市萨洛尼卡[40]。此后，土耳其人的每一步扩张几乎都有合法的理由和外交上的借口，直到他们完成了对整个拜占廷陆海领地的征服占领，包围和封锁了君士坦丁堡。
    最后，它加剧了社会的分裂解体。晚期拜占廷政治上的分裂是以其社会全面解体为背景的，其明显的表现在于帕列奥列格王朝统治时期教会的动荡。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教会和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方教会于1054年互相开除教籍，标志东西教会的正式分裂。这一分裂在拜占廷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社会各阶层支持东正教的立场，特别是罗马教会支持的拉丁帝国统治被推翻后，东西教会的对立进一步加深。帕列奥列格王朝统治初期出于政治目的进行的“统一教会”活动从一开始就引起社会的剧烈反应，1273年“里昂教会和解令”一公布，即在君士坦丁堡掀起轩然大波，大教长约瑟芬愤然辞职，以示抗议，而支持“统一”的拜库斯取而代之，由此形成了教会上层的对立两派[41]。随之而来的政治迫害活动将教会上层的分裂推广到教会基层，并进而推广到整个社会。宗教问题本身就是非常复杂、敏感和微妙的问题，如今与政治纠缠在一起更成为晚期拜占廷社会解不开的“结”。加之中央政府政策摇摆不定，社会分裂更趋严重。1312-1323年，由于“统一教会”问题造成的分裂使教会五易大教长，其中还有两年空缺。1342年，对被西欧人洗劫记忆犹新并因此对“统一”极端不满的教派发动民众起义，占领了马其顿重镇萨洛尼卡。1369年和1433年约翰五世和约翰八世亲赴意大利订立和签署“教会统一令”都引发了教会更深刻的分裂和更大规模的社会骚乱，皇帝的镇压措施也没能解决问题。
    当土耳其军队包围了君士坦丁堡，准备发动最后攻击时，教士们还在圣索菲亚教堂里争论“统一和分裂”问题，一些教主甚至公开宣扬宁可欢迎伊斯兰教也不要天主教，社会解体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通过对帕列奥列格王朝外交政策的考察，可以看出晚期拜占廷国家已经失去了昔日强国的威风和实力，在其最后近二百年期间，维持着小国的地位，其外交活动充分反映了其实力地位的下降。值得注意的是，拜占廷统治者未能正确地使用外交武器为重振国威创造国际条件，未能有效地利用西亚、欧洲和国际环境图强自救，而是单纯地乞求和等待国际援助，在外交事务中坐失良机，一错再错，促使形势更加恶化。事实上，该王朝统治期间有多次救亡的机会，也存在重新发展壮大的国际环境，但是，由于统治阶层决策错误，使每次机遇失之交臂，以至最终走向灭亡。这对后人不能不是一个教训。
    注释：
    [1] 参见[英]尼科尔：《拜占廷最后的世纪》，剑桥1993年版，前言。另见《流芳百世的皇帝》，剑桥1992年版；《拜占廷晚期历史和人物研究》，剑桥1985年版。
    [2] [法]布莱赫尔：《拜占廷的生与死》，牛津1977年版，第287页。
    [3] [拜占廷]帕色梅利：《米哈伊尔八世和安德罗尼库斯二世传》，波恩1835年版，第1卷，第384页。
    [4] [美]瓦西列夫：《拜占廷帝国史》，维斯康辛1952年版，第594-595页。
    [5] [德]诺尔旦：《教廷和拜占廷》，柏林1903年版，第468页。
    [6] [法]拉维塞：《从最早到大革命的法国史》，巴黎1990-1911年版，第3卷，第101-102页。
    [7] [法]劳伦特：《第八次里昂会议和米哈伊尔八世的宗教政策》，巴黎1938年版，第250-268页。
    [8] 诺尔旦：《教廷和拜占廷》，第6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