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战略，即决定全局的策略。美国“重欧”外交战略，是指由于欧洲在美国的外交策略中处于关键地位，美国从政治、经济、军事上加强对欧洲的争夺和控制，为其谋求世界霸权的战略服务。相对而言，亚洲在美国外交战略中处于次要地位。这种“重欧轻亚”的战略，是否是美国外交的传统？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历史考察，就会发现，“重欧轻亚”战略是随着美国实力的逐步增强，从传统的孤立主义逐步演变为全球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它正式确立于本世纪40年代后期美苏“冷战”开始之时。
    美国从孤立主义到全球主义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 孤立主义形成、确立及全盛时期
    自建国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百多年时间里，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对欧洲实行不干涉其内部事务的孤立主义政策，除了贸易上的联系外，政治、军事上与欧洲全然隔绝；同时不放弃在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争夺。
    此阶段，尤其是建国至19世纪上半期，美国外交的主要对象是欧洲，“对欧洲颇为关注”。但这种关注与战略上的“重”即因其重要而争夺、控制之是不同的。美国对欧关注的目的是“防”，交往的目的是在大国间保持平衡、中立。欧洲在长时期里对年轻的美国及美洲仍虎视耽耽。因此，竭力把欧洲势力赶出美洲、以自己的不介入欧洲的政治军事事务来换取欧洲的不干预美洲，即一般所说的“孤立主义”，就成为年轻的、视国家独立安全为第一要素的美国对欧政策的指导原则。
    美国“孤立主义”思想起源于殖民地时期。作为欧洲大国附庸的北美殖民地，曾在长时期里卷入欧洲的战争，承受了巨大的灾难。安妮王之战、七年战争“这些可怕的经历促进了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觉醒”，潘恩认为，“北美的真正利益在于避开欧洲纷争”，独立后美国与欧洲的关系应该是贸易，“当欧洲是我们的贸易市场时，我们应该同欧洲建立不偏不倚的联系。”[1]
    美国对欧孤立主义政策是在1782～1814年欧洲战乱的背景下正式确立的。美国独立之初，国内实力弱小，人口不到300万，面积仅局限于东部13个州，共89万多平方公里，没有海军力量，陆军规模很小，经济上负债累累，政治上各州自行其事。因此，稳定国内政治、加强经济建设、扩大领土就成为美国的当务之急。然而，欧洲列强仍在美洲拥有莫大势力，英国、法国、西班牙都竭力阻止北美出现一个强大、独立的国家，拿破仑战争时期，它们还打算趁机在美国扩张势力。这对新生的美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若稍有不慎而卷入欧洲冲突，则可能窒息新的国家。美国的建国先辈们选择了最符合国家利益的政策：对交战双方实行不偏不倚的中立，只同它们进行经贸交往，而不卷入其内部事务。1796年9月，美国总统乔治·华盛顿在其著名的《告别词》中具体阐述了这一原则。他指出：“关于外国，指导我们的伟大原则是，在发展同它们的商业关系时，应尽量避免涉及政治”，“欧洲有一套基本利益，对于我们毫无或甚少关系”，反对把美国的“命运同欧洲任何一部分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以致把我们的和平与繁荣陷入到欧洲的野心、竞争、利益、好恶或反复多变的罗网里。”[2]1801年，杰斐逊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强调了美国对欧洲的“天然隔绝”，1808年又主张建立一个与欧洲绝无关连的“美洲政治体系”。
    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建国先辈们确定的美国在政治、军事上孤立于欧洲的政策被继承下来。美国从而避开了欧洲的纷争与牵扯，致力于内部建设。国内政治在南北战争后最终稳定；经济在19世纪后半期飞速发展，以至于19世纪末经济实力超过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领土也从大西洋海岸扩张到太平洋沿岸，并在拉丁美洲这块“后院”用门罗主义圈起了一个栅栏。
    美国与生俱来带有一种扩张性、侵略性。在不得不对欧奉行孤立主义政策的同时，它并未放弃对力量弱小的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扩张。
    美国早就有意染指亚洲。自1784年第一艘美轮“中国皇后号”到达中国后，中美贸易量不断增加。当整个欧洲被卷入拿破仑战争漩涡之时，美国得以中立国的身份大做买卖。不过，在19世纪上半期，美国对亚洲的欲望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跟在欧洲列强的后面，见缝插针，捞得一些好处。从19世纪下半期起，美国开始加强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争夺与控制。自南北战争后，美国国内政治稳定最终完成，并开始了近代工业化的进程。随着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美国海外扩张主义开始抬头。1861～1869年间任国务卿的威廉·西沃德创立的“太平洋贸易霸权论”成为这一时期美国海外扩张主义的典型代表。
    西沃德认为，同美国角逐的地点将不是在大西洋、加勒比海、波罗的海，而是在太平洋及其岛屿和大陆，美国将在东方的大陆和海洋上遇到对手，美国人若控制了亚洲市场，必将成为现有国家中最强大的国家。他还论证了世界历史的霸权在不断地向西转移，认为历史发展到19世纪末，争夺世界霸权主要是在太平洋上，太平洋注定要成为“今后世界最大的历史舞台”，亚洲400年来是欧洲扩张的主要目标，美国作为太平洋上大国应该向它的彼岸亚洲扩张。
    然而，由于内战后美国忙于国内重建和本土向西拓进，且国力还不足以扩张到太平洋，西沃德向亚洲扩张的计划未能实现。但它对美国的外交战略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19世纪90年代风靡一世的扩张主义理论“海军实力论”的代表马汉上校就主张应利用菲律宾为基地争夺太平洋和远东地区的霸权优势，夺取中国市场。19世纪后半期，美国迅速完成了近代工业化，国民生产总值由1869～1873年的9.11亿美元上升到1897～1901年的37.1亿美元，[3]赶超德国、英国而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大国，并率先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1900年，美国工业总产值约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30%，至1914年，其海外直接投资达35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4]此时，美国本土扩张已经完成，垄断资本的急剧膨胀迫切需要海外市场。用当时美国一家报纸的话来说，就是“征服大陆使美国人民足足忙了一个世纪”，“在大陆已经征服的今天，我们期待征服新的世界。”[5]从此美国加紧走上了海外殖民扩张的道路。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加紧向欧洲列强势力薄弱的太平洋和加勒比海扩张。早在1857年，美国就已取得太平洋上的三个岛屿。1867年又得到中途岛。19世纪，海外的扩张仍需要强大的海军作后盾。在“海军实力论”的影响下，美国从90年代开始了现代化海军的建设。美国海军力量不断加强，从1883年的占世界第12位上升到1898年的第6位，1908年则仅次于英国而居世界第二。1898～1905年是美国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扩张的高潮时期。在1898年与西班牙的战争中美国获取了威克岛、关岛和菲律宾群岛。1901年获得独立开凿、管理和监护巴拿马运河的权利。
    自1784年中美首次贸易后，美国就一直十分垂诞中国广阔的、潜在的市场。在欧洲列强加紧侵华之际，美国商人敦促本国政府采取更加积极的对华政策。但美国军事实力不足，建国后相当长时期内没有海军，陆军只有5.6万人。而在华角逐的沙俄、德国、法国军队人数分别为75万、46万和61万。[6]美国海军力量虽然在1898年排世界第6位，但军舰总数只有81艘，其中一级战舰18艘。英、法、俄、德的军舰数则分别为581艘、403艘、286艘和216艘，其中一级战舰依次为80艘、50艘、40艘和28艘。[7]显而易见，美国无力以实力与列强在华争夺，只能采取“把门罗主义的基本原则推广到太平洋”的方式即“门户开放”政策来获取和扩大自己的在华利益。[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