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裴多菲俱乐部于6月15日举行了教师讨论会，17日举行了过去的大学职员讨论会。
    6.党的老战士和青年知识分子讨论会，6月18日举行，约有2000人参加，主持人是政治局委员、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基什·卡罗伊。会议原定由党的一些老战士即从前的地下党员向青年知识分子讲述自己的斗争经历。但由于过去10年中，许多地下党员被清洗出党，驱逐出公共社会生活，有人被投入监狱，还有人被迫害致死，因而与会的老战士发言时强烈谴责拉科西等“国外派”对在国内坚持斗争的地下党员采取排斥和打击政策。这样，司法问题转而成为讨论的主题，所以这次会也被称作司法问题讨论会。与会者一致认为应该认真研究“社会主义法制”的含义。
    当拉伊克·拉斯洛的遗孀拉伊克·尤莉亚发言时，讨论会达到了高潮。她的发言题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审判员和律师》，历数了种种违反法制的情况和她在狱中所受的磨难。她说：“在狱中，我食不果腹，不允许被探望，甚至不允许接受邮件，得不到一点外界的消息，生活在绝望中。我被捕时，我的儿子还在襁褓中，5年里，我没有得到他的任可音讯。”认为解放后的匈牙利存在这种监狱“是人民民主的一种耻辱”。她对主席台上的党的代表说：“你们不仅杀害了拉伊克，而且在所有方面践踏了我们国家的公正与庄严，破坏了匈牙利的政治、经济和道德生活。”最后，她说：“我将坚持不懈，直到那些破坏了我们的国家、败坏了我们党的声誉，使数百万人陷入绝望的人得到他们应有的惩罚。”[8]讲话结束时，2000多名听众向她报以热烈的欢呼和经久不息的掌声。
    7.6月21日的法官和律师讨论会，是由匈苏友好协会和匈牙利法律与政治科学协会联合邀请布达佩斯的律师和司法部门的领导人举行的。与会者提出了诸如为社会民主党人恢复名誉过于迟缓，违反宪法规定，不断任命干部而不是由选举产生，国家征用土地不给予足够的补偿等等问题。接着又召开了音乐家讨论会和6月22日的自然资源专家讨论会。
    6月24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机关报《自由人民报》发表一篇题为《精神的阳光》的社论，对这些讨论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裴多菲俱乐部是“有价值的讲坛”，建议党的领导干部参加讨论。
    8.6月27日的新闻和报纸问题讨论会是裴多菲俱乐部系列讨论的最后一次，参加者多达6000人，其中除大学生、职工、知识分子、军官和干部外，还有南斯拉夫、瑞士和英国的记者。
    党报总编霍尔瓦特在开场白中说这次会的目的是作“自我批评”，他将这样做，以便大家对党的工作进行检查。
    首先发言的党员作家德里·蒂博尔认为应该对社会主义体制进行组织和结构的改革，仅仅更换党的某个领导人是不够的，“只要我们直接地反对、批评某个人，而不去调查这些错误是否产生于这种体制……结果只能是以小错代替大错……必须找出那些存在于我们社会主义体制中的错误……”。[9]
    《自由人民报》青年记者塔尔多什·蒂博尔说：“在我们这个‘卫星国’匈牙利，没有任何工人、农民或知识分子希望回到霍尔蒂时代，……但却有许多人认为教条主义的领导方式、官僚主义、缺乏信息和蒙昧主义与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理想不适应。这就需要领导阶层……改变这种路线、理论和过去的做法。”[10]这才“真正代表了党的思想和原则”。
    青年诗人库奇卡·彼得指出，一个好的记者“必须写真话”，“但在我们国家，真话又决不能同党的路线相抵触。1949年拉科西说拉伊克是一名‘铁托主义分子’，1955年说他是一个‘内奸’，今年又称他为‘同志’。群众已经失去信心，不是对党，而是对党的领导人……有自由的地方才能讲真话，我们要实现宪法保证的出版自由。”[11]
    作家迈劳伊·蒂博尔认为，过去10年破坏了人们的思考方式，与此相联的必然是真理被歪曲，指出讲真话是作家的第一内心需求，否则，“我们将无颜面对自己、面对人民。”
    三名党中央委员参加了这次讨论，他们是宣传部长诺格拉迪·山道尔、党报总编霍尔瓦特·马通和外贸部副部长沃什·佐尔坦。他们的发言多次被听众打断。当沃什说“罢免拉科西将是这个工人阶级运动的老战士的悲剧”时，听众有人说：“比起全民族的悲剧，我们更喜欢一个人的悲剧。”[12]会场秩序有些混乱。
    最后发言的是洛松齐·格佐。他曾担任新闻部副部长，1951年入狱，1955年获释后成了纳吉的朋友。他说：“是同一个人把无罪的人们投进监狱，现在又给他们恢复名誉；也是这个人，曾经杀害了无辜的人们，现在却又大谈‘社会主义法制’。”他讲述了“纳吉事件”的经过，对一方面讲党内民主，一方面“报纸、刊物日复一日地责难优秀的匈牙利人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纳吉·伊姆雷，却不给他为自己辩护的机会”[13]表示不满。听到纳吉的名字，听众起立，随之不停的欢呼，要求他“回到党内来！”
    6月28日，波兰发生波兹南事件，拉科西认为裴多菲俱乐部起着十分危险的作用，因此，6月30日党中央作出决议，暂时停止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并把德里和塔尔多什开除出党。
    7月1日，内务部下令停止裴多菲俱乐部活动。3日，《自由人民报》发表社论《捍卫民主和党的路线》，斥责裴多菲俱乐部“走得太远了。”
    7月18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中途不请自来。拉科西说到裴多菲俱乐部时，认为必须使用暴力，否则敌人将有恃无恐，因为“裴多菲俱乐部是一个有组织的敌对的反党运动……是由人民公敌和反革命分子组成的。”对此，米高扬说：“我们在莫斯科得到的消息说，在裴多菲俱乐部的集会上，当会议结束时听众都高呼党万岁并高唱《国际歌》……一个奇怪的反党运动，我还第一次听说反革命分子会唱这支歌。”[14]就在这次会上，经米高扬建议，拉科西由于“健康原因”及在“个人崇拜和社会主义法制方面所犯的错误”而辞去的党的第一书记和政治局委员职务。格罗·埃尔诺继任第一书记。格罗在会上谈到裴多菲俱乐部时说其中“有很多诚实的人们，忠于党、忠于我们的人民民主”，同时又说“在裴多菲俱乐部及其周围开始形成第二个政治中心，这个中心是与国家唯一的真正政治中心--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相对抗的……”。[15]
    格罗上台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内局势，面对陷入困境的国内经济，党的领导层未能形成统一意见并采取措施加以扭转。群众的不满情绪有增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