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思想对近代埃及社会的影响(2)
被称为现代埃及之父的阿里虽无明确而系统的教育思想,但他从拿破仑入侵事件中看到了东西方在力量上强烈的比差,深感要富国强兵就必须大办教育。当时办学目的只是为军事服务,但这一目的使他这个47岁的文盲“把满腔热情倾注于教育,几乎近似对待偶像”。[①b]他一心要建立一个强大的阿拉伯帝国,需要一批训练有素的行政管理人员和懂得技术的军官、技师来领导政府、指挥军队和和建设工厂。因此他决心按欧洲方式建立一套新的完整的世俗教育制度,设立一系列专科学校,如工程、炮兵、步兵、兽医、农业等学校。1836年时共设立23所这样的专科学校。[②b]同时为向这类学校输送具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的学生,他还创办了世俗小学和中学。到1836年这类小学达50所,有学生5500人;中学两所,有学生2000人。[③b]随着军事教育事业的扩大,学校分类分科越来越细,所以埃及政府即另立教育部以管理学校教育事务。[④b]为尽快培养出一批人才,阿里一面聘请外国专家来讲学和帮助管理学校,另一方面选派有才能者出国留学。从1813年至1847年,共派出319人,分9批到意、法、英等国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这些人回国后在政府部门和军队各级中担任要职,渐渐取代了外国人的地位。在阿里时代埃及造就出第一批受西方思想影响和熏陶的知识分子阶层,其典型代表是里法阿·塔哈塔维。这批人才对埃及的改革维新具有重大作用。 伊斯梅尔是近代埃及另一位极其重视教育的统治者。他自幼留学法国,崇拜西方,醉心欧化。他在位期间于1866年开办第一所世俗法律高校,1891年培养出第一批埃及法官和司法工作者。同时创办女子学校,由其第三妻哈奴姆主持,这是个破天荒的伟大创举,对埃及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妇女解放产生了巨大影响。伊斯梅尔还鼓励民间机构、个人、外国宗教团体参与办学,兴建规模宏大的国家图书馆和阿拉伯历史博物馆。他在位的时代,埃及在某些方面才真正打上了欧洲文明的烙印:教育不再仅为军事服务,而是为了教育和培养人才。学校数目大增,由1862年的185所增加到1879年的4817所,共增加4632所。其中有两所女校。1873年共有学生89893人。这些学校大部分实行免费教育,国家承担的经费由每年6000镑增加到75000镑。[⑤b] 伊斯梅尔支持教育、发展教育使埃及在学习欧洲文明的道路上继续前进。范蒂奥蒂斯说:“穆罕默德·阿里创立了一个现代埃及国家,开创了社会复兴;伊斯梅尔则加速了它的兴起,勾画出它的未来发展。”[⑥b]也许这一评论有言过其实之处,但伊斯梅尔在埃及推广西式文明,兴办新式教育上确有很大贡献。 数十年来埃及在教育上破除陈规,学习西方,不仅使其拥有一大批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推动着国家在追求现代化和西方文明的道路上大步前进,而且为19世纪埃及意识形态领域内存在的各种政治思潮准备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二、政治思想 西方政治思想对埃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世纪埃及存在着两股政治思潮,并行着两种政治思想。它们与西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有着密切关系。前者从后者获得精神武器,以之作为观察民族命运的工具。这两股思潮中,一是以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和穆罕默德·阿卜杜为领袖的泛伊斯兰思想和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想。二是以塔哈塔维为先驱的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双方的代表人物在政治斗争中有过密切合作。 西方思想文化在埃及之传播,教育之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之建立,把许多西方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观念带入埃及社会,它与统治埃及一千多年的伊斯兰教传统大有背离之处,面对社会发展的需要,伊斯兰现代主义应运而生。它主要是在宗教上对伊斯兰教进行革新,使之成为与现代世界相调和的宗教意识形态,阿富汗尼是改革该教的首倡者。1871年他应邀来埃及讲学,一反艾资哈尔那套陈腐教规,采用独创的新方式来讲授哲学、法学和文学,着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研究能力,要求他们用富有哲理的头脑来进行文学创作和撰写政论性文章。其教学方法虽遭艾资哈尔长老们的嫉恨,但却受到阿卜杜、扎格卢勒、奥拉比等人的热烈拥护。阿富汗尼受德国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影响颇深,看到当时伊斯兰教与埃及社会现实的矛盾,他主张革新该教,抛弃它鄙视科学的陈腐观念。因此,以他为中心在艾资哈尔大学树起了一个主张“自由”的伊斯兰教新学派。阿富汗尼宣称:“宗教不应违背科学事实,如果违背了,应重新作出解释。”[①c]他的大弟子阿卜杜发展了他的思想。 阿卜杜(1849-1905)素有改革宗教的志向,他认为自中世纪以来,伊斯兰教就被装在壳子里,受到异端的毒害。他曾想追随伊本·泰米叶用复古主义解救伊斯兰教,当“西方的意识形态强调世俗的物质价值,且着重种族的畛域和地理的疆界,从西方传入的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同伊斯兰教最珍贵的各种传统背道而驰,还有宗教上普遍性的观念,政治上的神权政体和闭关自守的主权也与西方意识形态格格不久”[②c]的时候,他为自己规定了两大任务:“1.重申伊斯兰教是什么?2.它对现代社会之含义的审议”,他认为“伊斯兰教是什么对他的生活目的是最重要的。”[③c]他任埃及大穆夫蒂期间,对伊斯兰教的部分教义作了新的解释。例如,伊斯兰教法典禁止利息,而他却引经据典地把资本主义的银行利息解释为“合法的”,还以同样方法对穆斯林是否可以戴西式礼帽和食用由基督教徒或犹太教徒宰杀的牛羊肉,人物肖像画能否为教法所允许以及一夫一妻制是好还是坏等敏感问题作出了肯定的答复。[④c]改革后的伊斯兰教准许人们获取利润,承认西方现代文明和科学技术的先进性,支持西方文明特有的文化科学知识在伊斯兰国家的传播,并认为原始伊斯兰教与科学之间不存在任何对立。他还在艾资哈尔大学进行了改革,使其走上维新的道路。他把现代科学列入教学内容中,开设数学、物理、文学、艺术等各个学科,使该大学焕发了朝气。从19世纪70年代起该大学即成为阿拉伯“文艺复兴”的中心和埃及民族独立运动的堡垒。近百年来埃及著名的学者、诗人、文豪和革命家大都是出身于艾资哈尔大学的。譬如塔哈·侯赛因、曼苏尔·法赫米等,这些人从艾资哈尔毕业后又大多去了西方,在那里获得博士学位并对埃及学术文化做出了很大贡献。[⑤c] 阿卜杜之改革是西方思想文化对埃及社会影响的必然结果,它缩短了埃及穆斯林社会与西方意识形态之间的距离,在伊斯兰教原则基础上,承认资产阶级所宣扬的权利与自由,使伊斯教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而成为一种民主的宗教。埃德蒙写道:“对伊斯兰教做出贡献是贯穿他一生的活动。的确,他深信只有通过对伊教整个体系的改革,才是新的伊斯兰教的进化和发展。虽然他曾想使伊斯兰教回复到原始形式,但该教证明了它对现代环境固有的适应性”。[①d]总之,阿卜杜为伊斯兰教在现代世界中的发展所做的努力是后人所不及的,该教跳出传统桎梏,走向进步乃是由他而始的。他和阿富汗尼为在未来民主政治的基础上对阿拉伯社会进行改造和对伊斯兰教与现代生活进行调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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