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会议以后，俄国统治集团认识到俄国一国无力解决“东方问题”，便积极谋求与列强“合作”来达到目的。1908年的俄奥布赫劳协议成为这一政策的顶峰。波斯尼亚危机则是这一政策失败的纪录。战后俄国外交便将重点放在团结巴尔干各国、建立巴尔干同盟作为实现自己野心的工具。1912年巴尔干四国同盟建立构成了整个“东方问题”史上最富戏剧性、最紧张的一幕[①]。本文试图结合俄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分歧来简要地谈一下俄国外交关于巴尔干同盟问题的设想及其实施过程。
    一
    巴尔干同盟思想成为俄国外交的指导思想是在波斯尼亚危机之后，但这种思想的最早的“理论”渊源则可追溯到克里米亚战后俄国泛斯拉夫主义者鼓吹的所谓“斯拉夫民族理想”：建立一个俄国领导下的全体斯拉夫人“联盟”。尽管这种“理想”未必完全符合专制政府的心意，因为它包含着某种联邦主义或共和主义的成份，但并不妨碍沙皇政府利用来为自己的巴尔干政策服务。而早期的泛斯拉夫主义者也极力迎合政府，把斯拉夫问题与东方问题等同，把俄国巴尔干政策传统目标与泛斯拉夫主义“理想”联系在一起。
    如达尼列夫斯基就提出，应由俄国领导建立一个包括俄罗斯人、捷克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区人、斯洛文尼亚人及保加利亚人在内的统一的“斯拉夫世界”。他说：“一个以俄国为首的泛斯拉夫联盟，首都设在君士坦丁堡，这是唯一合理地、逻辑地解决这一历史问题。这一问题最近获得‘东方问题’的称谓。”[②]阿克萨科夫则强调“只有它（俄国）才能解决‘东方问题’和在总体上解决斯拉夫问题。”[③]在他们的斯拉夫联盟计划中，不仅巴尔干斯拉夫人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巴尔干非斯拉夫人（希腊人、罗巴尼亚人及阿尔巴尼亚人等），“不管其愿意与否，也要加入斯拉夫联盟之内”。[④]
    俄政府中也不乏这样的实践者。如俄驻君士坦丁堡公使伊格纳切夫就特别强调要利用巴尔干人民反土耳其统治的愿望与行动来摧毁土耳其在欧洲的统治，占领君士坦丁堡，夺取两海峡。他回忆自己当时活动说：“我和所有的斯拉夫人商谈他们独立的事……那时就允许我们实现自己的意愿去独自解决‘东方问题’，即组成同种族、同宗教和俄国有不可分割联系的‘区域’，而两海峡则归俄国安排。”[⑤]他还与巴尔干秘密革命委员会密切联系，“利用巴尔干人的动乱，把他们拉在一起”，“调解他们彼此间的误会和纠纷，在塞尔维亚、希腊与门德内哥罗、保加利亚之间准备一个攻守同盟。”[⑥]稍后他又明确提出在巴尔干组织一个类似俾斯麦德意志同盟那样的东方联盟。[⑦]他的活动虽无多大成果，但无疑是俄国巴尔干政策中的一个新动向。
    不过，总的来讲，早期泛斯拉夫运动对俄国外交影响并不大。俄国外交的重心在于利用欧洲形势变化及列强之间的矛盾，尤其是谋求利用德奥的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70-80年代俄与德奥之间围绕三帝同盟所进行的反复谈判，90年代俄奥“冻结”巴尔干问题的协议就是明显例子。这时俄外交中出现的关于巴尔干国家联合的设想也被纳入这一框架之内。如80年代陆军大臣米留亭所设想的“巴尔干邦联”，既包括巴尔干国家，也包括奥匈及土耳其的一部分。希望以此求得安宁，既免得给俄土战后虚弱的俄国招惹是非，又防止任何大国在巴尔干享有优势，威胁两海峡。因此他明确表示，“俄国不能触动泛斯拉夫主义这一炙手问题。”[⑧]当俄把注意力转向远东以后，为确保巴尔干后方稳定，俄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尔夫在继续坚持俄奥合作的同时，也曾提出建立一个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巴尔干同盟。[⑨]很明显，这些设想不仅不符合泛斯拉夫主义的“理想”，而且是截然对立的。既要与德奥谋求合作，又想联合巴尔干国家，显然是无法实现的幻想。
    20世纪初，随着日俄战争后俄国外交重返巴尔干，俄国国内的泛斯拉夫主义运动又活跃起来，对俄巴尔干政策影响也越来越大。
    与早期的泛斯拉夫主义者不同，新泛斯拉夫主义者鉴于德奥势力对巴尔干近东侵略渗透的加强，开始明确提出建立巴尔干同盟的思想。大资本家代表费多罗夫就指出：“我们在近东的政策应该一方面保护俄国免遭泛德意志主义的侵略，另一面应该是广大斯拉夫人的政策，目的是恢复巴尔干岛斯拉夫人的力量，使其相互团结，与俄国一致。”[⑩]《莫斯科周刊》也写道：“只有依靠斯拉夫思想我们才能在巴尔干问题上，在我们对待普鲁士、土耳其态度上站稳脚”。（11）在俄国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看来，德奥对巴尔干扩张渗透的加强有可能推动巴尔干国家走向“统一”，以摆脱德奥的“压迫”，在这样的时刻，当局应“认真”考虑一下，它在对巴尔干国家方面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简言之，俄国应起巴尔干同盟之鼓舞者、组织者的作用。（12）因而他们欢迎俄国外交重返巴尔干，但对俄外交所实行俄奥“合作”路线极为不满，认为俄奥1897年协议损害斯拉夫利益远甚于柏林协定，因为它的代价便是俄国放弃了联合巴尔干斯拉夫人的直接任务。
    俄国外交部认为，继续俄奥合作对俄国更有利，至于建立巴尔干同盟，即最有利的情况下，那也是“将来之事”，暂时还用不着去讨论“俄国施加影响以建立这类集团的问题。”（13）俄国外交反对建立巴尔干同盟的计划，主要担心巴尔干国家会利用俄国瓜分土耳其，从而破坏巴尔干现状，给日俄战争中元气大伤的俄国造成难以应付的局面，特别是担心与德奥恶化关系甚发生冲突。因此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提出利用奥匈侵略野心，通过与奥匈“合作”来达到开放海峡的目的。在他看来，俄国还可利用英法与德奥集团之间的矛盾。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出现了俄奥1908年的布赫劳交易。巴尔干同盟思想被弃置一旁。显然，只有放弃俄奥合作，才能谈得上联合巴尔干国家。
    1908-1909年的波斯尼亚危机最终促使俄国外交将巴尔干政策重心转到建立巴尔干同盟方面。
    奥匈单方宣布实现兼并波、黑两省，俄国谋求列强的帮助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标志着“合作”路线完全破产。国内舆论大哗，伊兹沃尔斯基及其政策受到猛烈抨击。由此引发一场关于俄国对外政策取向特别是巴尔干政策取向的激烈争论。斯托雷平政府内的反德情绪明显上升。自由派及温和右派要求加强反德的英法俄协约，积极抵制奥匈的扩张，推动巴尔干国家的合作，反对亲德派主张的“冻结”巴尔干问题，与德国达成协议。（14）在国内泛斯拉夫主义舆论及斯托雷平政府压力下，伊兹沃尔斯基不得不开始考虑利用吞并危机建立巴尔干国家集团。随着俄外交的步步失利，巴尔干同盟思想最终占了上风。
    俄国巴尔干政策指导思想的这种转变并不是持续数十年的俄奥合作路线破产后作出的简单反应。它有着深刻的根源。一方面，合作路线势必要遭到来自国内的、国外的泛斯拉夫主义的反对；另一方面，它势必又助长德奥的侵略势头，损害自身利益。俄国最终必须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其三，俄奥合作用于维持现状还行得通，一旦巴尔干民族风暴出现，就很难持续下去了。其四，在国力空虚的情况下要想推行积极的巴尔干政策，只能依靠他国的力量，既然与奥合作不成，英法又不愿支持，便只有依靠巴尔干国家。其五，这种转变的意义不只限于巴尔干政策上。俄外交企图脚踩两只船，既想依靠盟友，又想与德奥合作，从中渔利，结果是孤立了自己。危机迫使俄在德奥与英法之间作出选择。在德奥的威胁面前，俄不仅要依靠巴尔干国家，更需紧密靠拢英法。因此，巴尔干政策转变不只是一个局部策略的转变，它还标志着俄整个对外政策方针的转变。
    标志这种转变的就是伊兹沃尔斯基被斥为“背叛斯拉夫事业”，在一片谴责声中调任驻巴黎大使，由萨宗诺夫取代。他一上台，立即调整对外政策，正式提出自己的“新方针”，把团结巴尔干国家建立巴尔干同盟作为巴尔干政策的主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