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潘恩在《常识》中只提出一个粗略的共和制方案，那么在他参与制定的宾夕法尼亚州宪法中，潘恩的民主思想则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宾州宪法》是美国革命时期继《独立宣言》之后的又一重要文献，它是当时美国最革命、最民主的州宪。尽管这部宪法因反动势力的反对不久便被废除，但其影响却极为深远。
    杰斐逊的人民革命权利的思想，较之同时代的美国其他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要激进得多。在1774年所写的《英属美州权利概述》这篇政治论文中，他认为革命不仅意味着政府的变更，而主要是为创建新社会和不同于欧洲君主专制制度的美国生活方式奠定基础。1776年初，他向弗吉尼亚议会递交了一份弗吉民亚宪法草案，这是“一项确立新政体和我们未来宪法基本原则的法案”[26]，它宣称“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将永久分立”，并分别规定了政府这三个部门的组织形式。1776年6月29日，由杰斐逊作序言的弗吉尼亚宪法通过，这部体现杰斐逊思想的宪法，宣布三权分立，建立两院制，并规定议会两院均由直接选举产生。弗吉尼亚宪法作为当时最民主最激进的宪法，成了各州制订宪法的楷模。在由他起草的《独立宣言》中，他以自然法为根据，从天赋人权的原则出发，阐明了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思想，明确提出以革命手段推翻殖民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独立宣言》所阐述的原则符合北美殖民地广大人民的愿望，因而它的发表，激励了革命的北美人民更加勇敢地投身于如火如荼的反英独立战争的洪流之中，《独立宣言》也因此成了美国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建立的第一个标志。
    《独立宣言》发表后，杰斐逊认识到各州原有法律中大量存在着有碍实现民主共和制的内容，为此必须对之进行改革。为了实现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目标并为其他州树立一个榜样，杰斐逊决定“从根本上打击弗吉尼亚的封建主义”[27]。1776年10月，杰斐逊回到弗吉尼亚议会，他立即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来修改该州的法律。在他的努力下，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废除限嗣继承法案”，“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规”等。这些措施都是由杰斐逊提出或起草的。它给了封建残余以毁灭性打击，“树立了一个借以根除旧有的和今后的贵族政治一切因素的制度，并为真正的共和制度奠定了基础。”[28]弗吉尼亚的改革为其它州树立了榜样，促使它们纷纷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可以说，杰斐逊主持弗吉尼亚改革，是他的又一重大贡献。
    1787年通过的《联邦宪法》确认了共和政体为美国的国家制度，尽管杰斐逊没有直接参与制宪会议，但其中的主要内容正是他长期宣传和竭力倡导的，许多地方都留有他的影响和痕迹。因此他对宪法表示坚决拥护，并领导人民与复辟君主制的各种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华盛顿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政体的思想和实践活动，对美国共和政体确立的作用尤其重大。他坚决反对君主政体，拥护共和制度，多次挫败一些君主政体的崇拜者拥戴他当国王的企图。作为领导人民取得反英战争胜利、争得了民族独立的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军功显赫，在军队和人民中都享有崇高的威望，在人民的心目中，他的名字是和革命的成功交织在一起的，举国上下都把他看作“民族解放的象征”，华盛顿自然成了那些君主制拥护者心目中的“君主”。当时有不少大陆军的高级军官和大陆会议代表认为欧洲正盛行着的君主制是正常的现象，而对共和政体的可行性和持久性则抱怀疑态度。1782年春，一个名叫刘易斯·尼古拉的上校给华盛顿写了一封信，劝告华盛顿利用形势，出马担任国王，并表示军队坚决拥护。华盛顿复信义正辞严地拒绝了他们的要求。[29]次年，军队中又酝酿一次政变计划，军官们要求华盛顿运用军队的力量迫使大陆会议满足军队的要求，由于华盛顿向军官们作了充满感情的演说，最终说服了他们。为了防止军队利用自己搞军事政变，华盛顿于1783年解散了大陆军，同年12月辞去了总司令的职务。
    华盛顿还试图从世界历史中寻找共和制度历史经验。他写了大量关于希腊、罗马和晚近国家古典政体的笔记。从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共和信念。
    尽管君主政体的拥护者利用军队推行君主制的企图破灭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君主制思想及其代表人物在美国已经绝迹。一些君主狂对共和国极为仇视，他们利用邦联政府形式的缺陷乘机兴风作浪；欧洲的封建君主对新兴的共和国更是恨之入骨，纷纷表示要从其北美殖民地进攻合众国。在1786-1787年间，美国一些有名望的人物曾试探能否劝说普鲁士王子亨利来美国当国王；在社会上也出现了谣传：乔治三世的儿子要来美国了！尤其是谢司起义发生后，“连最冷静的上层人物现在也希望美国建立一个君主集权政体”[30]。这些现象说明，复辟君主制的危险依然存在，新兴的共和国有被君主制取代的可能。华盛顿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命运忧心忡忡。他认识到了《邦联条例》和邦联体制的缺陷，因此，出席并主持了1787年的制宪会议。在创设总统职位的时候，他用尽各种办法，以防止个人的色彩影响到政府的体制上去。根据1787年宪法，美国是一个总统制共和政体，实行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华盛顿曾对此十分满意地评论道：由于“权力都是妥善地分散到组成全国性政府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部门中的，因此只要人民的整体还保留有任何美德，这个政府就决不致退化为君主制政体、寡头政体、贵族政体或任何其他形式的专制政体或压制政权”[31]1789年，联邦宪法实施，华盛顿被选为首任总统，组织了第一届联邦政府，使政府体制初步完备。华盛顿就任总统后，仍然坚持宪法的共和主义原则，否决了人们提出的许多“宫庭式”礼仪和尊称。他还谢绝了人们的挽留，坚决不第三次担任总统，这就根绝了某些野心家利用宪法的漏洞恢复君主制的企图。 对华盛顿在维护资产阶级共和政体中的作用，杰斐逊曾给予公正的评价：“乔治·华盛顿本人是我们宪法的真实朋友……他曾一再对我说，他不惜流最后一滴血，支持人们反对任何想要改变宪法的共和形式的企图。”[32]由此可见，华盛顿在美国资产阶级共和政体确立中的作用任何人都无与伦比。
    四
    欧洲与北美被浩瀚的大西洋阻隔，二者相距数千里。在海上交能工具和通讯技术相对落后的18世纪，两洲之间的往来相当困难。北美人民摆脱殖民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欧洲专制主义的君主们不愿看到的。他们担心英属殖民地的行动会在他们的美洲殖民地引起连锁反应，因而对新兴的共和制度极为仇视，但却无能为力。他们看到，作为头号强国的英国尚且被打得头破血流，他们又怎能与北美人民相对抗呢？他们不可能像后来联合干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那样开赴美洲镇压革命。
    18世纪是欧洲极为动荡的世纪，大规模的国际战争和国际冲突持续不断，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均以英国取胜而告终、法国、西班牙等国的一些重要殖民地如法属印度、法属加拿大和西属东西佛罗里达被英国夺去，甚至位于西班牙本土、控制大西洋与地中海航线的直布罗陀要塞也为英国所占据。英国变成了头号殖民强国，因而遭到了其他大国的仇视。北美人民独立战争的爆发为他们提供了发泄不满的机会，因此，他们不仅以幸灾乐祸的心情观赏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反叛，而且把北美人民的独立战争看作是打击英国霸权势力、重新收回被英国夺去的殖民地的机会。因而法国政府于1778年2月正式与美国签订美法友好商务条约和美法同盟条约，并于一个月后正式对英国宣战，西班牙和荷兰也分别于1779年和1780年介入了对英战争，俄国、丹麦、瑞典甚至英国的传统盟友普鲁士和神圣罗马帝国则宣布“武装中立”，实则是偏袒美国而孤立英国。欧洲各大国的这种反英立场及其行动，保证了北美人民的反英独立战争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且由于富兰克林、杰斐逊等人灵活的外交活动，使这种状况在独立战争胜利后继续维持，从而使美国资产阶级共和政体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确立了下来。
    综上所述，十八世纪后期的北美具有得天独厚的历史条件和时空条件，这些条件的巧妙结合，使北美人民在挣脱英国殖民枷锁之后，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历史惯性，就使得资产阶级共和政体首先在美国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