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家族国家观的极端发展
    日清战争与日俄战争的胜利显现了家族国家观的巨大威力。进入昭和时代，日本国内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为了转嫁国内的经济危机，实现长期以来对外扩张的梦想，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从1931年到1945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在蹂躏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同时，也将日本国民施上战车。在战争体制下，国家要求国民彻底抛弃个人的自由，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天皇制统治。这了使这种体制正当化，法西斯军国主义政权对家族国家观的宣传和鼓吹愈演愈烈。
    1937年，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文部省思想局为强化国民思想统制，进行战争动员，发布了《国体之本义》；1941年文部省教育局广泛发行了堪称《国体之本义》之姊妹篇的小册子《臣民之道》；1942年，文部省社会教育局又发表了《战时家庭教育指导要项》。在这些出版物当中，极力鼓吹家族国家是国体的精华，“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奉皇祖神敕永远进行统治，此乃我万古不易之国体，而基于此大义，以一大家族国家亿兆一心奉体圣旨，发挥克忠克孝之美德，则是我国体之精华，此国体是我国永远不变之大本”[①b]；宣扬“所谓日本是家族国家，并非把家集中起来形成国家，而是国就是家，各个家族作为国之本而存在”[②b]；强调天皇与国民是本家与分家的关系和家族父子关系，“我国是奉皇室为宗家，古往今来以天皇为中心的君臣一体的大家族国家”，“皇室是臣民的宗家，是国民生活的中心，臣民以对祖先之敬慕之情崇奉祖先之皇室”，天皇与臣民的关系“义为君臣，情为父子”[③b]。法西斯军国主义者进行这些宣传的目的，就是要日本国民恪守“臣民之道”，就是要忠君爱国，舍我去私。这样，国民生活皆被置于国家控制之下，并服务于战争。《国体之本义》、《臣民之道》、《战时家庭教育指导要项》被作为家族国家观的经典。如果说在此之前家族国家观是由官僚、学者积极提倡，并适应了天皇制统制，从而成为国民道德教育基本理念的话，这三种出版物所反映出的家庭国家观则完全是国家战时国民动员政策的集中体现，是战时国民思想统治的工具，经过国家舆论的广泛宣传，比过去井上哲次郎、穗积八束等人的鼓吹更直接，更露骨，影响也更广。这些出版物的发行表明，家族国家观已经由在意识形态领域教化国民的需要发展为国家政治统治的需要，并被置于国家意识形态中枢的位置。
    自此以后，为了控制国民和进行战争动员，军国主义政权又接二连三地发布“家庭战阵训”、“母亲战阵训”等各种训令，令国民反复诵读，严格遵守，全社会都弥漫着家族国家的气氛，家族国家观被发展到极致。曾经有人撰文说：“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认识到作为家族国家之家庭的伟大力量，作为陛下的赤子而生，被历代天皇之仁慈养育的日本人，只要不是持有极其错误的思想和不纯感情的人，都会自然地把日本人的思亲爱子的感情与思国爱国的感情联系起来，思家之心越深，当然爱国之情越甚，所以对如何喜欢疼爱的孩子，一旦应征，都能祝贺并鼓励之，并高高兴兴把他送上战场。只有作为家族国家的家庭，才能在世界各国的家庭中产生如此真正的模范，在感谢的同时痛感日本的家庭的重大使命和责任。”[①c]这是当时日本人心态的真实反映。在对外侵略战争中，人们将天皇奉为神和父亲，只要是天皇的诏敕和来自军国主义政权的声音，人们都义无反顾地全力服从与支持。当无数青年男子怀着忠君爱国的狂热在战场上虐杀、残害他国人民的时候，法西斯妇女团体“大日本妇人会”动员了全国2000万妇女及其家庭参加“大政翼赞”运动，支援战争，承担后方生产的重担，连结婚、生育都被赋予“报国”的使命。这就是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政权在战败前提出“一亿总动员”，“一亿玉碎”口号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家族国家观把日本传统家族制度的功能运用于国家政治，将家族道德作为促进国民认同国家权力的媒介和手段，使家族不仅仅作为血缘的关系而存在，还作为具有国家的政治关系、国家的伦理道德关系、统治与被统治的法律关系而存在，位于这种种关系之顶端的就是集父权、君权、神权于一身的天皇。虽然家族国家观的论点未明文写进近代法律条文之中，却以伦理道德的体系确立了天皇的权威，使法律成为道德的一部分。家族国家观不过是天皇万世一系之国体观与儒家伦理道德的大杂烩，其核心是忠君爱国，其实质是为了维护天皇制统治和推行对外侵略政策。本来，随着近代化的发展，家庭结构不断发生变化，传统家族的本来面貌在迅速消失，在这种形势下，家族国家观反而甚嚣尘上，极大地毒害了日本人的思想，造成几代日本人的悲剧。
    三、家族国家观与对外侵略战争
    家族国家观是被蒙上家族外衣的、狭隘的国家至上的国家伦理观，在被运用于教化民众、维护天皇制统治的同时，也被日本军国主义政权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原则，作为侵略他国的理由和依据，不仅置其他国家和民族利益于不顾，也将本民族的前途孤注一掷。
    军队是侵略战争的急先锋。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模仿欧美先进军事制度和军事科学技术建立了近代军事体系，而封建制度的残余与近代教育在思想教化方面的“成功”结合，造成了一支忠实于天皇的军队。军队被称作“皇军”，军人们头脑中被灌输的是封建时代武士的效忠精神。1878年，曾致力于日本近代军事改革的山县友朋发布《军人训诫》，声称“今日之军人，纵非世袭，亦与武士无异，故应遵循武门之习，效忠我大元帅皇上，报效国家。”《军人训诫》中还把“忠实”、“勇敢”、“服从”三点作为“军人精神的三大根本”。不难看出，近代国家的军队与天皇专制政权的关系和封建武士与领主的关系实际上如出一辙。在1882年以天皇的名义颁布的《军人敕谕》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我国军队世世由天皇统率”，要求军人绝对效忠天皇。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中，剥夺自我、抹杀人性的家族国家观被作为军人思想教化的工具，酿成狭隘的民族主义，造就了无数愚昧无知的军人。他们只知效忠天皇，忠君爱国的狂热代替了理性，许多人都是抱着“作为皇国民，应生死一贯扶翼无穷之皇运”[②c]的信念，喊着“天皇陛下万岁”的口号而丧命战场的。正因如此，日本法西斯才视士兵生命如草芥，创造并推行了世界军事史上罕见的所谓“肉弹战术”、“沉船堵口”、“特攻战术”，这些曾为日本军人引为自豪的疯狂至极、惨无人道的战术夺去了无数日本军人的生命，把日本国民推向战争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