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培养尽忠节、正礼仪、尚勇武、重信义、行质素的军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完成了一项在世界军事史上标新立异的创造--将传统的家族伦理道德导入近代军队的内部管理。1889年监军部（1887年成立，后改为教育总监部）发布监军训令第1号，指出“军纪恰如小儿之家庭教育，使其发育德育之心，在军队中也应形成此种家庭教育。”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教育敕语》成为日本国民道德的最高准则，以及日清战争、日俄战争胜利后举国上下的家族国家的氛围，军队也成为贯彻家族国家观的重要一环，“军队家庭主义”开始流行。在1908年颁布的“军队内务令”中，明确提出“兵营乃共苦乐、同生死之军人的家庭”，“兵营生活为一大家庭，于融融和乐之间巩固全队一致团结、士气旺盛，勤劳于军务，上下敬爱，缓急相救，有事之日欣然而起，乐于为国事献身”[③c]，将家族国家观与军队的教育训练结合起来。1912年，当时担任步兵第三联队长的田中义-率先在其部队搞起了旨在“兵营生活家庭化”的“改革”。按照田中义一的观点，“中队长是严父，中队附下士是慈母，内务班的上等兵是兄长，中队内的气氛若无家庭之温情味，就不能涵养真正的军纪”[①d]。这种“家庭化”的兵营生活很快在军队内得到推广，“严父慈母”也成了在军队内流行的口号，“军队家庭主义”从此成为日本军队的一大特征。
    所谓“军队家庭主义”，就是运用家族伦理中的等级观念和孝与服从的伦理来维持军队内部的秩序，以培养军人的服从精神。而实际上，“军队家庭主义”只不过是掩盖军队内强制、暴力、惩罚的一个温情脉脉的光环，是暴力、惩罚合法化的代名词。有人甚至公开主张“作为家庭之父母的将校下士勉黾努力，借惩罚之威力改悛兵卒，以图治理中队家庭”[②d]。在“军队家族主义”的口号之下，军人的尽忠节的本分、无条件服从的精神与封建家长制度、严格的等级身份制度及法西斯武士道精神混杂在一起，使日本军队的生活变得极其残酷与野蛮。上级对下级，长官对士兵，老兵对新兵都有家长般的绝对权威，任何一点口实都会招致“违反军纪”的罪名而遭到辱骂、体罚。军队内的暴力行为不仅在“部下服从其上级不论何种场合必须严格遵守”这一铁的原则下被合法化，而且被所谓“军队家族主义”合理化，兵营因此被称作是“不可想象的、充满恐怖的、阴暗的精神世界”[③d]。由此可见，“军队家庭主义”无非是将下级对上级的服从与对天皇的效忠一体化，通过残酷对待部下而培养造就出无数“虐待狂”式的法西斯军人。一到战时，这些军人就立即将平素所受的压抑转化成凶猛无比的战斗力，向被侵略国家的人民发泄，变成灭绝人性的、残暴无比的破坏行动，使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在疯狂性、野蛮性、残暴性方面比起西方老殖民主义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欠下了数不清的血债。
    家族国家观就是承认将公共权力扩大延伸到私人领域，那么，通过这条延长线，公共权力可以无限制地延伸到任何领域。因而，家族国家观不仅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内维护天皇专制统治的舆论工具，而且被用于对外侵略战争。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者提出“八纮一宇”（即天下一家之意）的口号，梦想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当时外务省的代言人在解释这一口号时，大谈日本的家族国家观，宣扬在共荣圈中，“以日本为本家是当然的”。日本的统治者还宣扬日本民族建设“共荣圈”的真正使命“不仅是大东亚现状的建设，还在于继承永远的家业，使其达于子子孙孙，使万世不朽的文化在大东亚全域内生生发展”。因此，他们要求日本人在“共荣圈”中发扬家族传统中祖先崇拜的精神，“继承祖先的遗业，把祖先之灵移至大陆崇敬之，誓在大陆从事大业”[④d]，“坚持以‘家’为中心，在其土地上深深扎根”[⑤d]。这样，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被正当化，横行霸道、烧杀抢掠被说成是“爱的实践”，是“道义的普照”。比如，在侵华战争中一手制造了南京大屠杀、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松井石根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被告席上还在狡辩：“我始终坚信，日中之间的斗争本是‘亚洲一家’之内兄弟之间的争吵，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动用武力，……这同哥哥经过长期忍耐后赶走不听话的弟弟没有什么两样，采取这一行动的目的在于促使中国人回心转意。驱使这一行动的动机不是仇恨而是爱怜。”[⑥d]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略战争中以“家长”的姿态对“不服管教”的“子女”血腥镇压，疯狂屠杀，仅中国就有数千万人丧失了生命。日本侵略者还以“本家”的身份大肆掠夺亚洲各国的资源，在语言、民族、宗教等方面都进行严格控制，推行奴化政策。他们在被剥夺了主权的朝鲜实行“皇国臣民化”，逼迫与日本同样拥有祖先崇拜传统的朝鲜人“创氏改名”，此举意味着用以氏为中心的日本式家族制度取代以姓为中心的朝鲜家族制度，对朝鲜人是极大的侮辱。在菲律宾，“他们说菲律宾人是他们的兄弟”，但是他们疯狂地掠夺这个国家，强迫男人为日军劳动，女人遭其凌辱，许多无辜百姓惨遭屠杀，死者逾百万。在印度尼西亚，所有日本人都被称为“日本主人”，仅被“主人”强制抓走的劳工就死亡约200万人。这些事实无不说明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略战争中所鼓吹的家族国家观是地地道道的强盗的逻辑。
    注释：
    ①a 井上哲次郎：《敕语衍义》，见《近代日本思想大系》第31卷，《明治思想集》第2卷，筑摩书房1976年版，第86页。
    ②a 同上，第91页。
    ①b 《国体之本义》，《近代日本教育制度史料》，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昭和31年版，第7卷360页。
    ②b 《家族制度》，《日本妇人问题资料集成》，家庭出版社昭和51年版，第5卷174页。
    ③b 《国体之本义》，《近代日本教育制度史料》第7卷373、377页。
    ①c 羽仁本子：《今日日本家族家庭的最高使命》，《妇人之友》1943年10月号。
    ②c 长岭秀雄：《日本军人的生死观》，原书房1982年出版，第159、175页。
    ③c 《军队内务令》，载《作战要务令·军队内务令·战阵训》，日本文艺社昭和37年版，第1～4页。
    ①d 《明治百年史丛书·田中义一传记》上，原书房1981年版，第374页。
    ②d 武章生：《理想的军队家庭》，转引自藤原彰《天皇制与军队》第92页。
    ③d 色川大吉：《昭和五十年史话》第90页。
    ④d 大本营陆军部研究班：《从海外邦人言行看国民教育资料》，载《十五年战争极密资料集》，不二出版社昭和15年版，第182页。
    ⑤d 大政翼赞会调查会第五委员会：《关于[家]的调查报告书》，《资料·日本现代史·12·大政翼赞会》，大月书店1984年版，第572页。
    ⑥d 田中正明：《松井石根大将阵中日志》，芙蓉书房昭和60年版，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