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8月21日清晨，捷克斯洛伐克青年在布拉格维诺赫拉茨卡大街上赤手空拳同前来夺取广播电台大楼的苏军坦克对垒的一幕，如今早已烟消云散。然而，捷共领导杜布切克倡导的以政治经济领域全面改革为标志的“布拉格之春”曾在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乃至全世界引起轰动。旧事重温，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捷共根据本国情况，为加速经济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在政治、经济方面进行改革的探索。可悲的是，历时仅仅8个月的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竟被当时的苏联霸权主义者用武力扼杀了。28年过去，我们今天来回首“布拉格之春”的风风雨雨，看历史给了我们什么昭示。
    （一）
    1965年1月捷共中央全会批准通过了《关于完善国民经济管理的主要方向和党的工作》的决议，正式确定对现行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把中央对经济的管理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制定财政金融政策，把国家计划从指令性的行政管理转变为间接指导；充分发挥市场调节和经济杠杆作用，给企业以较大的独立自主权。可以说这是捷在1968年政治经济领域全面改革的预演，不过1965年的改革只限于经济领域，而且进展缓慢实施不力。从理论上率先提出改革思想的是捷经济学家希克。他在1962年出版的《经济·利益·政治》一书中，认为60年代初捷陷入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是过分的中央集权和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市场机制和经济杠杆的作用被无原则地排斥，使经济的发展违背了客观规律。改革的关键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他说，没有一个中央决策部门能解决方方面面的经济问题，照顾到各行各业的经济利益，只有靠商品关系和市场调节才能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他提出的“计划管理市场”的理论。
    1965年开始的改革收到了一定效果，扭转了经济滑坡的局面，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也得以缓解。尽管如此，改革仍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重重阻力主要来自捷共最高领导诺沃提尼和以他为首的党内反改革派。这些人在党和政府中的势力很强，一些部长、计划部门的领导及生产单位的经理们担心失去自己手中的权力，因而对新体制的贯彻持消极态度，甚至攻击改革是“放任自流”、“向资本主义倒退”。由于新的经济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改革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问题：一些企业不顾国家利益为追求高利润而盲目生产，结果使产品大量积压，而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却相应减少，造成市场供应紧张；部分定价权下放到企业后，由于国家没有及时监督，不少企业哄抬物价来牟取暴利。
    1967年2月的中央全会上，捷共宣传部长亨德利赫等人否定了希克等人提出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必须进行政治上的改革的方针，并且表示捷共仍将坚持集中的政治领导。在同年9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自1963年以来一直担任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的杜布切克对计划经济运转失灵提出了批评，他赞成希克等人提出的改革方针，要求实行更大的地方分权。在同年10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党内改革派与保守派的矛盾更加激化，杜布切克在会上尖锐地批评了诺沃提尼，指责他阻碍了斯洛伐克的经济发展；指责中央集权过多，缺乏民主。杜布切克指出，如不改变捷共目前的状况，党不仅不能发挥自己的领导作用，而且还会失去人民的信任，甚至会引发社会危机。1967年捷经济陷入困境，生产停滞，大量基建项目不能完成，财政赤字达50多亿克朗（约6亿多美元）[①]，政府无力控制飞涨的物价；人民不满情绪高涨，要求政治经济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此时人们普遍意识到，要尽快摆脱危机，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就必须革除弊政，充分发扬党内外民主；要推陈布新，全力推进政治经济领域的改革。
    在1968年1月的捷共中央全会上，杜布切克当选为党的第一书记，改革力量终于在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一月全会标志着捷国内局势的重大转折。捷共中央明确指出，改革的总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充分民主并适应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模式”。中央专门成立一个“工作小组”以起草指导政治经济领域全面改革的《行动纲领》。在3月5日召开的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解除了亨德利赫宣传部长的职务，讨论了《新闻出版法》。决定改组公安部队和内务部机构，实行司法独立和加强对政府的监督，酝酿实行无记名投票选举制度；着手为50年代大清洗的受害者恢复名誉，并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捷共的改革从一开始就触动了当时苏联领导人敏感的神经。3月23日苏联领导人召集保、匈、波、东德、捷五国党政领导人在东德的德累斯顿会晤，对捷的“自由化”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向捷领导人集体施压。然而捷共领导没有受其干扰，义无反顾地走自己的改革之路。在3月28日-4月4日的中央全会上选出了新的中央主席团，改革派在中央领导机关占据了绝对优势。4月1日杜布切克在全会上讲话说，捷将使其“对外活动全面地活跃起来”，要在“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发展同苏联及东欧各国的“全面合作”。[②]全会还通过了指导改革的《行动纲领》。它是捷政治经济领域全面改革的施政纲领，其总的指导思想是寻找一条“捷克斯洛伐克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纲领》首先批判了过去的政治经济体制，指出1948年2月之后，捷共利用集中主义、命令式的行政领导方法，使政治体制中滋生了官僚主义。《纲领》指出：“过去，党的领导作用往往被理解为权力由党的机构来垄断集中”，“党内没有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威胁甚至压制批评”。《纲领》决定，从根本上改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内领导权过分集中的现象。《纲领》指出，社会各阶级、阶层和集团都应有自己的政治代表，在政治上都有发言权。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应该是多元化的，但它不是西方多党制议会民主，而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建立在社会主义共同纲领基础上的民族阵线。《纲领》指出，要确保宪法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和自由，使人民能够运用这些权利和自由监督党和政府，参与国家管理。在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方面，《纲领》指出，要恢复社会主义市场的积极作用，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通过税收、利润、利率、价格等经济手段指导生产。同时，尊重客观存在的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商品生产以积累社会财富，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在如何在企业内部实行民主管理的问题上，《纲领》指出》，要建立由职工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和工会三方组成的企业民主管理体制。企业的经营管理是独立的，要与党政机关分开。另外，将取消国家的外贸垄断权，企业有权自营进出口。在对外政策方面，《纲领》主张在继续同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的同时，发展同所有国家包括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互利关系。[③]这次中央全会无论思想上还是组织上都给改革以巨大推动，使“布拉格之春”的改革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整个捷克大地漾动着改革的春潮，然而人们却似乎能感到从莫斯科吹来的阵阵寒风。4月9日-11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全会在通过勃列日涅夫报告所作的决议中说，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意识形态的斗争尖锐化了”。帝国主义的宣传目标旨在削弱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涣散当代的进步力量，企图在内部瓦解社会主义。4月12日苏联《真理报》开始报道捷共中央四月全会，当天的《真理报》用两版篇幅登载长文，措辞严厉地提出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危险。
    二战后捷发生了几起政治事件，舆论界一直讳莫如深。随着改革的步步深入，新闻界逐渐解禁。4月16日捷《红色权利报》载文说，20年前捷外长扬·马萨里克之死是“政治谋杀”，与苏联的贝利亚有关。新闻界要求苏联调查此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捷国家安全部长巴契列克宣布：1952年审讯捷共中央总书记斯兰斯基“叛国案”也是苏联策划的阴谋。一时间舆论哗然，人民群众对苏的不满情绪陡增，有人甚至提出苏联在二战后吞并了捷的领土。[④]
    捷通社报道说，5月17日-25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应邀到捷避暑胜地卡罗维发利作短暂疗养并同捷领导人会谈。捷通社的文章只是说双方讨论了捷政治经济问题，并“得到了苏联领导人的谅解”。然而他此行的真实目的是察看一下捷的改革形势。据法新社披露，柯西金与捷领导人在5个问题上达成共识。一、党的领导作用不容怀疑。二、政府中的要职必须由共产党员担任。三、不允许反对党存在，社会民主党不能恢复活动。四、捷的对外政策作重大调整时须事先同苏协商。五、捷要对其西部边界保持警惕。
    塔斯社5月24日宣布，华约国联合武装司令部定于6月在波、捷境内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莫斯科发出的这一信号没能引起领导人足够的警觉。在5月29日的捷共中央全会上，杜布切克仍然积极推进改革。他在总结报告中说，捷共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改造“社会主义体制”。他说，捷共面临来自两个方面的威胁，一个是“反共产主义的倾向”，另一个是“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作风。全会通过的决议强调，要“保证共产党对社会的政治领导”，“捷克斯洛伐克民主的性质必须是社会主义的”。全会闭幕前，杜布切克在讲话中谈到捷苏关系，他说，为了加强捷苏友好关系和防止产生误解，须要明确说明：捷共不把自己的政策作为别国的样板，也不按照自己的政策来评价别国的政策。捷共有权根据本国的情况和传统决定自己内部的事务，也不剥夺别国解决自己内部事务的权利。在谈到苏联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时，他说，这“纯属挑衅性的消息”，拟在6月于捷境内举行的华约国联合军事演习是“早已商定好的”。[⑤]
    捷国民议会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6月4日率团访问苏联。临行前他对记者发表谈话说，捷将“继续走已经踏上的（复兴）道路”，“一步也不后退”，并且“不会中途停顿”。在莫斯科会谈中，苏方指责捷谋求西方贷款，想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关系。斯姆尔科夫斯基当即反驳说：“苏联政府拿不拿西方贷款呢？拿。甚至让雷诺、菲亚特、日本投资来建设工厂。”“苏联就是这样做的，我认为这是正确的。但是，当我们要做类似事情的时候，尽管范围要小得多，而且只适合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可能性，你们为什么要指责我们呢？”[⑥]
    6月20日至30日，华约国武装部队在捷克斯洛伐克、东德、波兰和苏联境内举行了代号为“舒马弗”的联合军事演习，苏、波、匈、捷和东德五国部队参加，由华约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雅库鲍夫斯基任总指挥。演习结束后苏军迟迟不撤出捷境。7月13日捷党报披露，捷各地群众纷纷写信和发电报给捷党、政、军部门、新闻媒介及苏联驻捷使馆，要求苏军迅速撤离。捷社会党报纸发表编辑部文章指出，苏军延长在捷的驻扎有“政治企图”，是“不能容忍”的。捷人民军总政治部主任、捷共中央防御和安全部长普尔赫利克7月15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至今留在我国领土上的只有苏联军队”，他还说：“华约国联合武装司令部纯由苏联将军和军官组成，其他国的代表没有任何权力和平等地位。”他主张华约组织要作“原则性的改变”。7月16日捷国防部长楚尔在《红色权利报》上发表文章说，在捷境内由于“演习而出现的局势”，无助于捷苏的“友好关系。”
    （二）
    捷共中央四月全会以后，捷成立了旨在谋划重大经济决策的经济委员会。希克进一步提出要迅速实行企业管理上的分权，建立引进竞争机制的市场经济体制，鼓励家庭经营的有限制的私人企业等改革措施。企业中工人自己管理企业的气氛浓烈，工人评议会很快普及到各个单位。6月6日政府通过关于建立企业临时自治机构的方针，企业普遍成立职工委员会。该委员会有权指定企业经理，决定企业利润的分配和社会福利等重大问题。7月24日捷共中央主席团讨论并通过了为党的十四大准备的文件，包括《对捷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以来党的活动和社会发展的分析及近期党的主要任务》（亦称《报告提纲》）。《提纲》总结了战后捷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肯定了1968年1月以来改革的进程与成就。《提纲》认为，在政治体制上要实现“民主的社会主义”，要赋予公民比资本主义更多的自由、更实际的人权；在经济体制上，要破除国家所有制形式的教条主义概念，建立起多层次的社会所有制，建立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企业是同国家分开的独立经济实体，要实行企业民主自治。《提纲》指出，共产党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中仍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党员有权民主推选党的领导干部，领导干部的职务也不应终身制。[⑧]《提纲》实际上是对四月全会上通过的《行动纲领》的补充和发展。
    1968年6月，捷国内外政局变得日趋复杂，一方面莫斯科调兵遣将频频施压，另一方面捷要求改革的知识分子表现出偏激情绪和极端倾向，结果在客观上给改革设置了不应有的障碍。6月27日捷《文学报》、《劳动报》、《农业报》和《青年阵线报》均刊载了由作家瓦楚利克执笔、70位知名人士签名的《致工人、农民、职员、科学家、艺术家和全体人民的声明》（即著名的《两千字宣言》）。《声明》说，捷战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机构是“强权组织”，工人无权管理工厂，农业合作社社员无权管理合作社，共产党员无权管理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领导阶层以工人、农民和党的名义进行统治”，“取代了被推翻的阶级，成了新的长官”。《声明》说捷共推行的民主化复兴进程“没有带来任何新东西”，提出要用示威游行、罢工等手段把“那些滥用权力，损害公共财产，残酷行事的人从领导岗位上踢开”，把县和地方报纸变成“所有积极的政治力量的论坛”。[⑨]捷共中央主席团当天开会讨论《两千字宣言》，并发表声明说，《宣言》散布对捷共、民族阵线和政府的不信任，是“对整个民主化进程的明显威胁”，客观上加重了捷共新领导的困难，“为反共倾向开辟道路，助长制造冲突局势的极端势力。”党内“保守派”也自恃有外部势力作靠山，趁机开始反扑。他们在布拉格散发传单，攻击齐萨日等人“破坏社会主义成果”，企图“把国有化企业归还到它以前的所有者手中”。捷党报发表文章，对“保守派”予以针锋相对的回击，说“保守势力正在采用地下斗争手段”，并提醒人们“不能低估”散发传单的政治意义。[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