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科林斯同盟盟主的亚历山大，必须关切希腊人的利益和要求，否则，同盟的命运不堪设想，况且远征波斯对于亚历山大来说，也是检验他能否实现个人理想的重要步骤。因为当时的世界格局是东方的波斯帝国和西方的希腊国家相互对垒，希腊已在亚历山大的掌握之中，如果能征服波斯帝国，便意味着征服了亚历山大所知的大部分世界，其他国家便迎刃而解。而这时的波斯帝国恰处于日薄西山的时刻，为亚历山大的侵略战争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因此，远征势在必行。
    公元前334年春，亚历山大的东侵计划付诸实施，经过近十年的艰苦鏖战，建立起了一个融欧、亚、非三大洲文明于一体的空前的奴隶制大帝国。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亚历山大获得了战场上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呢？
    首先应当归功于他父亲缔造的这支训练有素的军队。马其顿的常备军早在腓力二世时期，就已经成了“欧洲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一支军队”，[⑩]著名的马其顿方阵进能猛攻，退能自守，且武器精良，纪律严明，腓力就是利用这支军队迅速统一了希腊各邦。腓力遇刺身亡后，亚历山大全盘接手了这支身经百战的队伍，他们追随亚历山大的决心正如追随腓力一样不可动摇。
    其次是亚历山大身先士卒英勇无敌的战斗作风使其在军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每一场恶战，他总是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他是全军中登上亚洲大陆的第一人，在进攻印度时，遇到强大的阻力，他又奋不顾身夺过云梯，第一个登上城墙，跳入敌人的要塞，战斗中他身负重伤，为了避免将士的过分悲痛和部队骚乱，稍有好转，就叫人把他抬到营地去。将士们深为他的战斗精神所感动，更加奋力效命疆场。
    再次，亚历山大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军事才能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对部下的特点了若指掌，在战斗中，他往往一边在阵前跃马奔驰，一边高喊将士们的名字，准确地说出他们的级别和职务，灵活机动地调度他们。对敌方，他也仔细研究，伊苏斯战役，大流士三世临阵脱逃，使他充分认识到了大流士本质上的懦弱，对战争便胸有成竹。他并不急于追击败军之首，而是转道埃及，顺利地当上了埃及法老，然后再挥师中亚，把大流士三世逼得无路可逃。
    最后，他宽猛相济、恩威并施的战略措施是取得胜利的可靠保障。他深知波斯帝国境内民族矛盾极为突出，各族人民反抗波斯压迫的斗争始终没有平息，所以，他不是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而是以解放者的身份自居。先号召波斯帝国的希腊雇佣兵放下武器，不可自相残杀，然后对投诚的波斯军队以礼相待，严重地瓦解了波斯军队的战斗力。由于他的政策得力，在两河流域，“巴比伦人纷纷出城迎接”；在苏撒，“督办的儿子在半路迎接”；在埃及受到僧侣的隆重礼遇，其他如大马士革、耶路撒冷也都兵不血刃。但对于顽强抵抗者，亚历山大则毫不留情。推罗拒不投降，七个月后城池陷落，八千战士被杀，三万妇幼被卖为奴，伽萨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远征东方的战争中，虽然有着良好的国内国际环境为依托，但亚历山大本人卓越的军事韬略和惊人的勇武精神是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他所创下的丰功伟业是那个时代的任何人都无法企及的。
    由于战争本身的残酷性和多变性，后人对亚历山大的评说也褒贬不一。应该明确指出的是，亚历山大的东征给东方各族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是任何人都必须承认的历史事实，也是亚历山大留给历史的遗憾。但是如何认识这场战争，我们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史学观点，把它放在古代世界的大环境中去研究，承认战争的客观性一面。在奴隶制社会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的状况下，用最野蛮的手段--战争去掠夺别国的财富和人口，以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已经成为古代各文明国家唯一的手段。无论是古代埃及还是古巴比伦甚至是罗马帝国，他们强大的历史哪一部不是血泪斑斑？难道可以由此断言这些国家的缔造者都是冒险家、刽子手吗？诚然人们痛绝战争，企盼和平，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当今社会，国家求生存求发展的途径多种多样，不必诉诸武力。可在奴隶制社会却大不一样，弱肉强食是它的基本特征，你不去打别人就会被别人打。甚至连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在原始生产方式下，人口的增长，需要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战争便成了人们之间经常交往的形式[11]。亚历山大尽管有他的英明之处，却无法超脱奴隶制生产关系的束缚，对他所发动的战争也不可苛求。况且评价亚历山大只局限于这场侵略战争未免过于狭隘。我们不仅要认识到他在战争中所发挥的典范作用，更要认识到他所建立的庞大帝国对世界历史进程所发生的深远影响，这些深远影响表现在他开创性的建设新帝国的新观念、新政策及良好的历史效果之中。
    （三）把被征服地区的居民一概变为奴隶，套上枷锁，让他们世世代代屈从于征服者的权威之下，这是古代世界征服者的一贯政策，亚历山大也有着同样的初衷。但是，通过战场内外同“蛮人”的接触，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感慨于大流士营帐奢侈豪华，惊叹于巴比伦城市的古朴典雅。他所见到的“蛮人”和他想象中的落后无知形成巨大的反差，亚历山大虽然用武力征服了这片土地，但又被这里较高的文明所征服。于是，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相信所有的人本质都是相同的”，“人们应该把所有的好人视为自己的同族，只有坏人才是异族。”[12]这说明亚历山大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转变：清除了西方人观念中的文明与野蛮之分，并萌生了各族人民应该平等相处的意识；划分种族（敌我）的标准是“好人”和“坏人”，所谓的“好人”，不言而喻，是和亚历山大站在同一路线上的，“坏人”则相反。
    种族观念转变后，亚历山大治理帝国的各项政策，便处处体现着民族融合的精神。
    第一，在宗教方面，他尊重当地人民的宗教信仰，以一个虔诚的教徒身份取得当地人民的信任和尊重。在埃及，他不惧旅途艰险，硬是凭借胆识和意志到达了西瓦绿州，亲自朝拜阿蒙神喻宣示所。连埃及阿蒙僧侣都不易办到的事，亚历山大办到了，感动得僧侣们直呼他是神的儿子！在巴比伦，他下令将薛西斯毁坏的马都克庙宇连同其他任何被波斯毁坏的庙宇都一一重建，他还亲自祭祀马都克，并完全按照迦勒底人占卜师的安排举行宗教仪式。在古代世界里，由于人们认识社会与自然能力的匮乏，宗教信仰便成了人类重要的精神支柱。亚历山大看到了宗教在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中的重要作用，所以不惜旅途劳顿，虔诚参拜。他的行动既给马其顿及希腊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加强了东西方各民族的情感交流，又为自己树立了“仁义之君”的形象，为帝国境内各民族的友好相关奠定了情感基础。
    第二，优抚被征服地区的上层分子，大胆起用他们做地方总督。不仅在一般城市，即使一些重要的大城市如苏萨、亚美尼亚、巴比伦等地也任命当地贵族出任总督。对头号对手的大流士三世及其一家也予以厚待，他下令以国王的礼仪厚葬大流士三世，皇后、公主均恢复原有的地位。大流士三世临死前得知亚历山大的决定，感动得祈祷上苍道：“如果我不能继续在亚洲称王，我祈求您千万别所把这个主权交给别人，只交给亚历山大。因为他的行为高尚无比，对敌人也不例外。”连大流世三世都能对亚历山大如此钦佩，更何况其他波斯贵族呢？钦佩之余又岂能不忠心效力？这样，亚历山大又赢得了被征服地区上层分子的有力支持。
    第三，政治联姻是维系帝国稳定的一条纽带，也是铺设民族融合的一个桥梁。为了使被征服地区的居民能够接受容纳远征军，消弭他们的抵触情绪，亚历山大号召马其顿士兵与当地居民联姻，并给予他们免税的优惠政策。他本人带头娶了大流士三世的女儿斯塔提拉为妻；在此之前，他还娶了伊朗贵族的女儿罗克珊。在他的鼓励和带动下，有许多马其顿官兵和波斯贵族联姻，仅在一次集体婚礼上就有一万对欧亚联姻者。这项政策的实施，为东西方各民族之间的语言沟通，风俗习惯的相互适应提供了良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