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在军队的建设中，也充分体现了民族融合精神。军队是帝国的重要支柱，得到亚历山大的特别关注。战场上的频频告捷，使个别官兵居功自傲，难以调动。对此，亚历山大给予坚决打击，或就地正法，或遣返回马其顿，而补充的兵力绝大部分是亚洲青年。他曾将三万波斯青年带到苏撒，给他们穿上马其顿服装，按马其顿的军训制度进行操练，组成一支强悍的骑兵队伍。亚历山大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出于继续东征中解决兵源和给养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军队中改变唯马其顿人是尊的地位。使被征服地区的居民有理由相信：亚历山大大帝决不只属于马其顿人，而是属于他的帝国，属于他帝国当中的所有臣民。
    从这些政策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亚历山大已经成长为了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少年时代那种比较空泛的“万王之王”的政治理想已经被更为现实的帝国领袖的崇高意识所代替。因而他屏弃了地域的、种族的、宗教的、文野的种种偏见。他的这些远见卓识远远地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不是普通人可以理解的。为了战胜陈腐的观念，同他的战争一样，亚历山大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昔日腓力最忠诚的部将，曾在亚历山大的远征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帕尔墨尼翁及其子菲罗塔斯要求亚历山大疏远波斯人，将他们排斥于身边之外，被亚历山大愤而杀之。曾救过亚历山大性命的克利托斯，因非难亚历山大对波斯人的友善，也被亚历山大挥剑刺死。表明亚历山大要建立一个崭新的，东西方各民族友好相处的大帝国的决心的不可动摇性。也许亚历山大自己也不曾想到，他的意志和行为将给世界历史的面貌带来怎样的变化。
    （四）虽然亚历山大仅仅在位十二年，却开创了东西方历史交往的一个新时代，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吴于廑教授所说：“希腊和东方在经济和文化上的接触，不是从亚历山大建立帝国后才有的。但从亚历山大帝国的时期开始，特别是在亚历山大帝国以后，那种原来只是偶然的接触就发展为经常的广泛而深刻的交流”[13]。
    东征的一个经济后果就是促进了城市的繁荣，亚历山大在东方各地建立了七十多座以他个人的名字命名的城市，尽管最初只为军事所需，但后来许多城市发展成重要的商业中心，希腊的商人和殖民者紧紧追随马其顿军人的足印，在这里进行贸易活动，他们和当地居民一道，共同开发建设这些城市，涌现出了一批融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为一体的重要都市。在尼罗河口建立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就是其典型代表。它既是托勒密王朝的统治中心，又是地中海上最大的商港，中介贸易异常活跃。他的部将所开发的塞留细亚城、罗得斯岛、安条克城、帕加马城等都在“希腊化时代”闻名于世，成为东西方交流的中心城市。
    希腊古典时代重视理性科学的传统也成为东方人的精神财富。亚历山大本人就十分重视对科学文化的开发和研究。他在东征期间大量搜集东方的动植物标本和法律政治资料赠送给恩师亚里士多德，他还亲自接见印度智者派的代表，和他们共同探讨人生宇宙的奥秘。随军而来的希腊学者对东方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及天文地理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科学探险和军事冒险并驾齐驱。为科学研究提供最佳环境的图书馆拔地而起，最富盛名的亚里山大里亚图书馆藏书50万册，世界各地的学者名流云集于此，自然科学在这里得到长足发展，帕加马和叙拉古图书馆也都享有盛誉。“希腊主义国家的政府不惜资财来充实和支持图书馆，认为这是在国内国外社会舆论的观感中巩固其权威的手段之一。”[14]政府的重视进一步推动了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由于经济、文化活动在十分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展开，不能不促进人类思想水平的提高。斯多噶派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的思想意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这派哲学在对人的概念的理解和认识上不再局限于城邦的狭小范畴，而是放眼整个世界，得出了“在宇宙理想的面前，一切民族、国家、个人都是平等的”结论。[15]这种超越种族和国界的对人的看法，显然是受到亚历山大种族观的影响，并在东西方交互渗透的历史现实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亚历山大不愧为英明的军事统帅和政治领袖，他不仅开创了一个属于他的帝国，而且成功地开辟了一个崭新时代，即“希腊化时代”。古罗马史学家阿匹安把亚历山大的成功说成是“不仅依靠军事才能，而且也依靠敏捷和幸运”[16]；把亚历山大当成偶像的拿破仑则说：“我对于亚历山大特别感到羡慕的地方，不是他的那些战役，而是他的政治意识，他具有一种能赢得人民好感的艺术。”[17]
    的确，亚历山大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乃至于历史发展的需要是他成功的必要条件，但是这些条件表象的背后更深层次的根源却被人们忽略了，那就是他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当他的理想或目标和现实发生冲突时，他总能从现实的需要出发，适时调整他的各项方针政策和作战计划，这使他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按照亚历山大的东进计划，准备打到世界的尽头，实现他称霸世界的光荣梦想，当他进入印度腹地时，路途险阻丛生，士兵怨声载道，人们一直以为亚历山大的决心无法动摇，但他突然下令，搬师回朝。在自己的部下面前，能够做出自我否定的决择，需要足够的勇气和胆识，这种胆识便来自他对客观实际的正确认识和把握；亚历山大力排众议，推行民族融合政策，是他实事求是科学态度的又一例证。亚历山大这种讲究实际，实事求是的坚定的科学态度，是他留给历史的一条宝贵经验。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450页。
    ②〔古希腊〕阿里安著，李活译 《亚历山大远征记》，商务印书馆，1979年，67页，以下凡有“”未注出处者，均引自此书。
    ③ ⑨〔英〕赫·齐·韦尔斯著，吴文藻等译《世界史纲》，人民出版社，1982年，371页，370页。
    ④ ⑤〔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Ⅰ，4，5，1254a；Ⅰ，8，1256b。
    ⑥〔法〕德拉逊著，《希腊主义史》第三卷，17页。
    ⑦ ⑩〔美〕威廉·杜兰著，幼狮翻译中心局译《世界文明史》第七册，台北幼狮翻译中心出版社，116页，118页。
    ⑧ [12]〔美〕小查尔斯·亚历山大·罗宾逊著，马诚等译，《亚历山大大帝》，新华出版社。1988年，7页，61-62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26页。
    [13]吴于廑著，《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86-87页。
    [14] [15]〔苏〕B·C塞尔格叶夫著，缪灵珠译，《古希腊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512页，515页。
    [16]〔古罗马〕阿匹安著，谢德风译《罗马史》下册，2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