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妇女工人在解释其渴望就业时谈到：“战时工作表明了美国妇女毫不令人怀疑的能力，为什么要浪费这些能力？那就是因为一个信条--‘妇女的位置在家里’或其他什么吗？”一位女钢铁工人宣称“如果妇女有能力做，为什么她们应该放弃职位给男子……关于妇女的位置在家里的传统说法不再存在，永远不再存在。”[17]安妮·菲罗尔·斯科特在战争期间，得到了研究生奖学金，并获得了几乎理所当然地全部给男性的政治学方面的硕士学位，最后她得出了一个结论：“当一个人在年轻且什么都不稳定时，没有什么比被社会需要更能培养其自信心了。”一位曾经在国防工业中工作的妇女1984年回忆说：“对我而言，国防工业中的工作经历是我作为一名妇女解放的开始，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我除了能在烤盘旁烘烤面包外，还能用自己的双手去干些别的工作。我有和男子一样敏捷的头脑和智力看懂、设计图纸，使用测量工具。我也遇事好问，但这是用以提高我的技术，不是用来发展我的传统角色。我意识到自己是金工车间里唯一的一名女工，而且面临男子所设下的种种挑战和刁难。正因为如此，产生了一种竞争意识，并努力证明自己才能不比男子差。这一切，再加上我在工会的工作，给了我极大的自信心。”[18]这一系列事实不仅体现了妇女们对其自身能力、自身价值的认同，同时也使人感受到了妇女们身上那种强烈的爱国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反过来更有助于妇女们日趋走向成熟。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妇女们的战争行为的重大意义在于，惊人的就业大军使她们汇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向旧的传统观念提出挑战，向社会上歧视妇女的观念及行为宣战。澳大利亚学者雅纳·汤普森在其《妇女与战争》一文中谈到：“战争后果本身，不仅把大批妇女带进政治和社会组织中，而且改变了妇女们所关心的地方。”[19]她们不仅要求就业与训练机会平等，而且要求同工同酬及增加社会福利，并懂得了联合起来争取达到要求的重要性。1940年美国工会中的妇女人数不足8万人，代表了不足10%的工会会员，1944年后达到了300万，代表了工会会员的22%。妇女工会会员们联合起来争取同工同酬。1945年，无线电和机械工人联合会取消了性别歧视和同工不同酬的规定；橡胶工人联合会为工会妇女提供了同酬条款。
    战争期间，美国的两大党都批准了“平等权利修正案”。国家也采取了一些社会福利措施，如建日托中心、公共食堂、临时住房等等，从而为工作的妇女解决了一些困难。
    尽管美国妇女所争取到的这些权利和待遇离男女真正平等还有一段距离，但这些努力和斗争的长期且深远的影响则是不可低估的。二战中妇女争取同工同酬的斗争，争取其自身权益的努力，为60年代的女权运动积累了经验。诚如有的学者所说，战后“男子确实返回到他们原来的工作中，而妇女们则大批地返回家庭，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对妇女们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能力的思考方式没有永恒的影响。”[20]
    二战中，美国妇女自我意识的增强，自我能力、自我价值判断的提高以及斗争自觉性的加强等都为战后美国女权运动得以重新高涨奠定了基础。二战动员了相当数量的妇女，给社会带来诸多方面的大转变，已埋下了性别革命的种子，这颗种子在二战中萌芽，在战后的岁月里成长，在60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开花结果。从这个意义而言，以二战为契机，随着妇女就业人数的增长，美国女权运动也日臻成熟起来。
    三
    “如果说，战时的紧急状态促使妇女可以进入各种行业，那么战争年代也是改变国民对事务看法的催化剂。”[21]美国社会中传统的妇女观认为妇女的位置和职责是在家里。这种观念由来已久，影响广泛且根深蒂固，甚至赋予了其政治和法律的意义。战争使成千上万的妇女就业，家庭也因此受到了冲击。“公众对妇女去工作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至少暂时地从直接的谴责到容忍的认可。”[22]决定这种改变的因素：一是战争的危急形势，二是妇女们在各行各业中的出色表现，三是广播、报纸、杂志的宣传。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国官方和公众舆论一致看到妇女作为人力资源的具大潜力，战争人力委员会成立，其附属的妇女顾问委员会专门负责动员妇女参加工作。妇女应该走出家门、参加工作已成为当时美国人的共识。
    其次，妇女们的战时成绩使一些工厂，一些男人开始平等地对待她们。尽管性别歧视仍然限制着妇女们就业及成功的机会，但工作场所、劳动环境的变化确实使过去的性别歧视失去了其权威性，妇女们正是以其自身的实际行动来征服美国人们改变其传统的妇女观。
    广播、报纸、杂志在战时动员妇女为战争做贡献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与此同时，它们也以其巨大的舆论力量来征服美国公民，特别是那些工作着的已婚妇女的丈夫们。如当时一幅动员妇女参加工作的广告画上写到：“我骄傲……我的丈夫让我去承担我的那份责任。”
    战争期间，人们的妇女观确实发生了某种变化，但这种变化究竟达到怎样的程度，对平等的妇女地位究竟有怎样的影响呢？
    战争刚刚结束时，美国妇女就出现了大批失业者。伴随失业的出现，许多美国人认为妇女们返回家里的时刻来到了。一些观察家认为妻子和母亲继续工作将直接威胁社会制度的稳定。“如果说妇女因在战争年代承担了男人的工作，并在自己的国土上帮助军队在前线继续作战而受到表扬的话，那么她们却因为没有很好地养育儿子而受到批评”[23]。取代玛丽·埃德森的妇女部部长弗雷德·米勒评论说：“公众的意见已从过分地认同妇女能做任何事情的时代转向妇女们应该高高兴兴地放弃工作，回到她们最适合的地方--厨房这种观念上去了。”一些民意测验也表明相当一部分的美国人反对妇女参加工作。因此，战争尽管引起人们妇女观的某些变化，但传统的关于“妇女的位置”的观念并没有彻底改变。之所以如此，部分地“由于对战后经济衰退的恐惧”，“更主要的是由于对待妇女平等地参与经济世界的敌视观念的连续性。”[24]
    因此，战争对人们妇女观有所冲击，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无论如何，宣传鼓励妇女从事战争工作，使公众形象适合于战时形势，但并没有对社会现存的妇女观提出根本性的挑战。”[25]此外，“在平等工资、职业隔离、公共服务以及妇女领导的认同上缺乏巨大进步，也使人们就战争对妇女观的永久影响提出怀疑。”[26]战争期间，妇女们尽管受到了高工资的待遇，但依然存在工资上的不平等以及同工不能同酬的问题。1945年同1940年时一样，在制造业工作的妇女平均只能挣到男子工资的65%，而国家战时劳工委员会的努力也只是缩小工资上的性别差异，但并不能消灭；即便是做同样的工作，妇女的薪水也常常比男子少。妇女们确实大批地进入重工业部门，但无论情况如何变化，雇主们都能很快地为某些工作可集中使用妇女，某些工作排斥妇女提供一个合理的理由，许多战争工作不清楚地被雇主们标上了“妇女的”或“男子的”标签，至于较高的商业和政府职位，妇女们则就更难问津了。
    因此，二战中，人们的妇女观受到了冲击，发生了一定的转变，但这种转变只是使妇女的公众形象适应于战时特征，而传统的妇女观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以其文化上的滞后为特征，也表明了深深扎根的思想观念是很难在短时期内就能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