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当中，戴高乐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国一直是同盟国最坚定的盟友之一。它为复兴法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美国政府特别是罗斯福总统却以维护民族自决原则为由，长期拒不承认戴高乐政权的合法性，致使双方关系一直处于一种“敌对的盟友”状态。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初步探讨，以揭示美国对外政策的实质。
    一、民族自决原则：罗斯福和戴高乐在法国政权问题上的斗争核心
    民族自决原则是1941年8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著名的《大西洋宪章》中提出的，1942年1月在美、英、苏、中等26国共同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中又予以重申。它宣称：“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择其所赖以生存的政府形式的权利。各民族中的主权和自治权有横遭剥夺者，两国俱欲设法予以恢复。”[①a]针对当时溃败分裂的法国，罗斯福总统认为：法国的主权取决于法国人民，只有摆脱了奴役的法国人民才有权自由选择适合于他们的政府形式和国家领导人，任何国家均不得将任何政府、无论是临时的还是永久的，强加于他们头上。而戴高乐则从领导自由法国的第一天起，就希望盟国承认他是法国和法国人民的合法代表，进而又要求承认他所领导的政权是事实上的法国政府，承认他是政府的领导人。罗、戴二人观念上的这一重大分歧是引发双方在法国政权问题上的摩擦和斗争的根源。
    1.在自由法国与美国交往之初，民族自决原则就成为制约双方关系的一道无形藩篱。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戴高乐政权赖以建立的“内在合法性”与罗斯福所倡导的原则大相径庭。1940年6月贝当政府（后迁至维希，故又称维希政府）宣布停战投降后，法国的前途和法兰西民族的长远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急需有人站出来领导人民继续抗战。但是，在法国内外，没有一个有名望的政治领袖或军界要人挺身而出，“挑起重建流亡政府的责任”或“担任愿意抵抗的法国人民的代表。”[①b]戴高乐将军和他领导的自由法国就是在这种危急关头应运而生的。此后，由于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他不得不建立具有中央政权性质的法国民族委员会（1941年9月）来领导全国的抗战。戴高乐政权产生的这种严峻的战争环境决定了它不可能具有来自人民的直接授权。但是，戴高乐却坚定地认为民族委员会就是法国的合法政权。他说：“成千上万法国公民和数百万法兰西国民真心实意地拥护自由法国，再加上法国本土大多数法国人对我们深表同情，这就是一个永久性的选举团，证明我们的权利机构是合法的。”[②b]戴高乐把自己看成是法国的代言人，国家权利的行使人，所依据的就是这种“内在合法性”。从理论上讲，这种“内在合法性”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它与以直接选举为宗旨的民族自决原则无疑还相距甚远。所以，要想以此来取得美国的承认显然不是那么容易的。
    其次，美国对戴高乐的权威性和代表性怀有疑虑。自由法国诞生之初，戴高乐既没有什么声望，又缺少具有充分代表性的杰出人物支持，所以极端守法的法国人在开始时大都追随于在表面上仍居于合法地位的贝当元帅身后，把这位昔日的“凡尔登英雄”当成了法国的救星，响应戴高乐的人则很少。美国驻维希和英国的外交官发回国内的报告、旅居美国的法国侨民和难民对戴高乐的极力反对都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当自由法国向维希的合法性提出挑战时，美国政府根本无意于认真看待戴高乐及其追随者的主张，甚至还把它看成了一个不值得信任的冒险家。事实上，罗斯福根本不相信这个自封的自由法国领袖可以做为法国人民的代表，理由很简单，戴高乐没有来自法国人民的委任。[③b]
    基于以上原因，美国一开始就把与自由法国的合作完全锁定在军事领域，在政治方面则表现得相当谨慎。直到1941年9月国务院才勉强同意让自由法国在华盛顿设立了一个有组织但无固定外交身份的代表团来负责双方的联系。11月11日，美国出于防务需要宣布给自由法国以租借法案援助时，也仅仅把它看作是一个军事单位，而非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1942年5月，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在会见自由法国驻美代表时表示，美国不能把在伦敦的法国民族委员会当作一个流亡政府来承认，因为“它不是选举产生的”，只有少数法国人承认它的权威，而另外大多数人则拒不接受，这两种情况都表明“强制取代了合法性”。7月9日，美国出于军事需要宣布承认民族委员会是“法国反抗轴心国家的旗帜”，在该文件中首次向法国公开表明了将来由法国人民自由选举政府的观点。所以，当戴高乐不久后提出让民族委员会在《联合国家宣言》上签字，这将使之具有法国临时政府的地位时，自然就遭到美国拒绝。赫尔国务卿怀疑戴高乐“正在努力取得一个政治地位，那将使他成为法国未来的统治者。”[④b]如果美国答应这一要求，那就无异于放弃民族自决原则，承认了戴高乐政权的合法性。
    2.随着自由法国的发展壮大，戴高乐政权在国内外获得了日益广泛的拥护和支持，但是罗斯福仍不改初衷。当维希通敌卖国的真面目日渐暴露时，越来越多的法国人从贝当一边开始倒向戴高乐一边，把戴高乐看作是法国复兴的象征和希望，各党派（包括法共）和团体也都愿意把它当作象征和领袖。美国的公众舆论也强烈谴责政府对维希的绥靖政策，要求承认戴高乐是民主法国的真正代表。1942年10月，美国记者沃特·李普曼在伦敦与战斗法国领导人会谈后断言：“戴高乐和法国民族委员会是法国的真正领导……正如当年的乔治·华盛顿一样。”并指出：“关于戴高乐，重要的问题并非他是不是全体法国人的一致选择，而是他是不是那些要与敌人战斗的法国人的实际的、有效的指挥官”[①c]。美国领导人却认为：法国人对戴高乐所表现出的同情并不表明他们将要选择戴高乐作未来法国政府的首脑，他们只是切望同英美两国合作，继续对德作战。基于这一认识，盟军在北非登陆后，美国先是同达尔朗为首的维希当局合作，继而又把北非的军政大权交给了顽固坚持维希合法性的吉罗将军，并从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给以大力支持，而戴高乐则被排斥在外。美国的一意孤行遭到国际舆论的猛烈抨击，法国国内各主要抵抗运动组织和政党联合致函盟国政府，指出戴高乐将军是法国抵抗运动的无可争议的领袖，要求由戴高乐接管北非，反对达尔朗和吉罗在北非的统治。法国参议院议长詹伦内、众议院议长赫里欧、著名政治家莱昂·勃鲁姆、乔治·孟戴尔等许多有代表性的人物也都写信支持戴高乐，乃至要求组成一个以戴高乐为首的法国临时政府，并表示自己愿意加入这样的政府。但罗斯福却置若罔闻，他武断地认为这是戴高乐手下的官员炮制的，只代表无足轻重的少数派意见。1943年1月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戴高乐向罗斯福表白说，如果不是拥有合法的权利，他起码在道义上代表法国人民，贞德领导法国人民反抗敌人之时，也绝没有比他更多地接受过任何来自于人民的正式授权。[②c]但是这一生动的比喻不仅没有说服罗斯福，反而增添了他更多的敌意。特别是戴高乐在会议上的桀骜不驯及其随后与吉罗进行的权利斗争更使罗斯福恼怒异常。1943年5月8日他致函丘吉尔说：“法国人民真正拥护的是自由法国。如果他们和盟国一样了解到戴高乐已由抵抗运动的领袖变成了一个经常玩弄阴谋的政客，那么他们肯定会继续拥护抵抗运动，但不会再拥护戴高乐本人。”[③c]不过，事情并没有按照罗斯福的预想发展。5月中旬，由法国地下政党和抵抗组织联合成立的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以及由抵抗运动的一切军事组织组成的法国内地军都公开接受了戴高乐和民族委员会的领导。同时，法属北非在经过一番争取后也接受了民族委员会的政治主张迅速倒向战斗法国，这一形势最终导致了1943年6月3日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以下简称民解委）在阿尔及尔的成立和不久后吉罗的倒台。法国的海外领地（除印度支那外）在民解委的旗帜下实现了统一，民众和军队都表示对戴高乐的热烈拥护，从而迫使盟国改变了对戴高乐一贯采取的怀疑和不信任态度，在8月下旬先后承认了民解委。但是，美国政府却以无法确定法国本土人民的意愿为由作了最大保留，仅仅承认民解委对法国海外领地拥有管辖权，而且声明“这并不构成美国承认某个法国政府或法兰西帝国政府”。因为“法国人民将在适当的时候，以自由而不受约束的方式选择自己的政府和领导人。”[④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