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方面，虽然早期美国也出现了被誉为“美国文学之父”的华盛顿·欧文和“公认的第一个采用民族题材的美国作家”詹姆斯·库柏。但是，从主流上看，当时美国还没有摆脱英国文学的影响。直到1820年，由美国作家写的作品，只占全部出版书籍的30%，而英国作家所写的作品仍占70%。1830年，美国和英国作家所写书籍的比例仍为2：3。迟至1840年，美国作家的作品才在数量上超过英国作家，占55%〔4〕。 在相当长时期内，美国社会盛行英国庸俗的流行小说，美国作家模仿英国文学作品的倾向还异常明显。1820年，英国批评家西德尼·史密斯带讽刺的口气说：“美国人没有什么文学……文学都是进口货”〔5〕。19世纪30年代以后，建立独立的美国文学的呼声越来越高。1830年，威廉·埃勒里·钱宁在其《关于民族文学的意见》一文中就批评了模仿欧洲旧传统的倾向，呼吁不要“依靠外国思想来提供精神刺激和享受”〔6〕。 在这方面， 拉尔夫·爱默生是个代表人物。 他的《论自然》（1836）和《论美国学者》（1837）是其代表作。他在《论美国学者》中指出：“美国对外国学识的漫长的学徒时期”即将结束，号召美国作家“奔向生活的千百万民众，绝不能永远靠外国宴席上的残羹剩菜来喂养……这里的事件，这里的所作所为应该予以歌颂，他们要唱出自己的歌。”“每一代新的人都要写出自己的书”。爱默生在《论美国学者》中勇敢地抨击美国文学界的因循守旧习气，为创建民族的、大众化和具有民主精神的文学作品而大声疾呼。这篇作品在当时的文学界和思想界震动很大，被称为“思想上的独立宣言”〔7〕。 爱默生则被称为“一个时代的发言人”〔8〕。然而， 独立的民族文学不是一下子能建立起来的。多卷本的《美国文学史》主编罗伯特·斯皮勒在谈到创建独立的美国文学的艰难历程时指出：“具有自身特点的新文学的出现是一个新国家正在形成的标志。从旧大陆获得政治上的独立以后，接踵而来的便是建立独立文学的呐喊声，问题简单但回答却并不容易”，文学的“新形式不会突然出现”，“新酒必须装进旧瓶”，“我国最早期的文学家一方面有着青年人要与过去彻底决裂的强烈要求，另一方面又在艺术上需要一种传统与范例为其生活的原始材料找到表达形式。因此，他们既天真纯朴，敢于创新，又墨守陈规，自愧不如，亦步亦趋”〔9〕。 虽然一般认为，到19世纪50年代，美国的独立文学已经建立起来，但英国文学的影响却远未消除。直到1894年，美国作家赫姆林·加兰还尖锐地指出：“模仿是几乎所有美国艺术的致命弱点。直到今天，模仿使得美国艺术如此缺乏特性又不自然，它更使人想起人工栽培的玫瑰，而不是自由生长的野花”，“在最初150年里， 在我国的文学中几乎没有民族色彩。它同英国文学很少区别。”〔10〕
    可见，不管在政治、经济上，还是在思想文化领域，“独立”始终是近代美国的一面旗帜，也是推动美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争取独立的斗争成为美国人民的神圣使命。在“独立”的旗帜下，具有美国特色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文化传统逐步建立起来了。
    二
    “平等”之所以说是近代美国的一面旗帜，同样是美国特殊的历史和现实条件决定的。首先，美国是个移民社会，移民们离开母国，远涉重洋到美洲，其重要目的就是要挣脱被压迫的锁链，建立自由平等的生活。因此，“平等”的观念，要求享有平等权利的思想，一开始就在他们头脑中牢牢地树立起来了；其次，美国是个没有经历过封建制度的国家。一般来说，等级观念淡薄，在早期，阶级界线不太明显，多数为中下层阶级；第三，美国是个新开辟的国家。在创业之初，几乎所有美国人除了力气和意志以外都一无所有，大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因此，承袭下来的权利就无足轻重，大家靠本事吃饭；第四，美国人信奉所谓“天赋人权”说，《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都具有“天赋人权”，即“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1〕。美国宪法还附有10条“人权法案”。正因为如此，“在整个19世纪，平等观念渗透到美国人的生活和思想领域，他们的行为、工作、娱乐、语言和文学、宗教和政治，无不体现平等观念，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关系，无不受这种观念的制约”〔12〕。美国人的平等观表现在各个方面：在政治上，他们主张在投票箱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是说人人有选举权；在生活领域，他们认为，在大自然面前，人人都有生存的权利，只要有能力，有力气，谁都可以获得财富，谁都可以发财当富翁；在教育方面，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家提倡人人有受教育的机会，主张公立学校应该招收各阶层的子女入学；在社交场合，美国人乐于平等待人，也喜欢受到别人平等相待。摆架子、盛气凌人或高人一等的表现为人们所不取；在军队中，美国人认为，官兵之间应该是平等的，指挥官不能把权威当宝杖使用；在宗教方面，美国人认为人人有信仰宗教的权利，只要是清教徒，不经任何神职人员作中介，都可与上帝相通；在运动场上，美国人认为，只要具备才能和技术，谁都可以参加竞争，不应受到限制，等等。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美国人所宣扬的平等权利，包括理论上和法律上的，与美国人实际上所享有的平等权利是有很大差距的。美国人一直在追求的平等理想只是到近几十年通过广大群众的不断争取和斗争，才有较大地进展。开国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平等只是对一部分男性白人、新教徒和有财产的人而言的。黑人、印第安人、罗马天主教徒、妇人和穷人谈不上享有平等权利。美国宪法规定不纳税的印第安人是不能享有平等权利的。印第安人长期被剥夺了公民权。他们生活在美国社会，但却得不到美国宪法的保护。直到1924年6月， 国会通过印第安人公民籍法，才确立了印第安人的公民地位。即使这样，他们在许多方面仍处于次等公民的地位。根据美国宪法，黑奴不算人，一个奴隶只能算3／5个人，《美国教育基础--社会展望》一书作者理查德·D.范斯科德等人在谈到《独立宣言》所宣扬的平等权利时，公正地指出：“在我们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被剥夺了生活、自由和幸福的权利，并非所有的人都被看作是兄弟或平等的兄弟”〔13〕。所谓“在投票箱面前人人平等”也要大打折扣。最初享有选举权的人只占全部白人成年男子的10%，后经人民不断地争取和斗争才逐步有所扩大，但直到内战前，也只占成年男子的40%〔14〕。黑人则完全被剥夺了选举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