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就美国而言，“先欧后亚”战略的实施（特别是在远东）是在美国参战以后。但是，该战略原则则是充分体现在美国参战前的欧亚政策之中。在欧洲大西洋以及地中海方面，由于美国的援英抗德（主要为军事支援），美国实际上处于对德未宣的战争之中。由于三国轴心军事同盟的订立，同时美国也处于与其它两个轴心国，远东则是日本的实际对抗之中。也就是说，不管参战与否，从世界战争环境看，两大营垒此时泾渭分明。“先欧后亚”战略实际上也处于实施运用之中。但我们对远东方面姑且还是称之为战略实施的准备。
    由于战略计划关于欧洲方面相对完备且切合实际，因此太平洋战略爆发前美国的援英抗德是较为成功的。随着苏德战争的爆发，战略计划的实施更为深入，但在远东方面则是另外一种景象。
    根据战略计划的安排，1941年3月罗斯福派海军舰只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且让海军军官公开参加英、荷、澳、新、印高级将领在新加坡举行的参谋长会议，以显示英美在太平洋上的团结一致。但是，这些都无法掩饰美英等国在太平洋区域军事准备的不协调。1941年4月22日至26日，英、荷、美在新加坡聚会拟定的“ABD-1”号计划，也没有联合行动的具体内容。美国极力想在自己同英国之间划一界线，避免同英荷等国发表共同声明，以免刺激日本[①③]。美国将太平洋舰队的1/4调遣到大西洋舰队。为了保持对日本的“威慑”，太平洋舰队仍留在夏威夷。美国重点是加强阿拉斯加-夏威夷-巴拿马三角防卫线的陆空力量，保卫拉美地区。即使日本打击英荷在远东的领地，美国也准备恪守这种防御线而不贸然出击[①④]。从美英荷等国战争准备的分离现象和美国的意图，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所谓“太平洋守势”并没有有效防御体系的支撑，美英的迎战准备混乱而消极。
    前面谈到，中国的抗战已经显示出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任何具有全球战略眼光的战略家都不会忽略这一点。客观地说，罗斯福确有着中国抗战应是全球战略一个部分的某些构想[①⑤]。在他和其他有识之士的努力之下，美国自三国同盟建立之后，逐步增加了对华援助。1940年10月初，支持英国重开了滇缅援华公路，批准一批志愿人员参加中国抗战。但是，美国军方主要首脑却是一直对中国的抗战持轻视态度。在他们眼中，远东几乎不存在积极实施“先欧后亚”战略的现实力量，看不到坚持了10年之久的中国抗战对日本南进的种种牵制，因此中国战场在他们所谓的全球军事战略中没有应有的地位。他们的态度左右着战略制定后的美国远东政策，极大地限制了美国的援华措施。美国的有限援华都是在避免刺激日本，且非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1941年5月以前），说的比做的多，计划中的比具体实施的多[①⑥]。
    如果说美国有限援华还可以以美国援英、援苏或者向军事工业转轨等原因辩解的话，那末，背着中国等正与法西斯浴血奋战的现在和未来的盟友所进行的美日秘密谈判，则是有违于美国在日本武力南进之后想处于有利地位的重大失误（这一点则与美国首脑对日本统治集团的认识相关）。既然美国固守太平洋消极防御战略，仅从自身近期利益考虑，那末，与潜在之敌言和，甚至不惜牺牲盟友，将政策向30年代传统做法回复（尽管不可能），就成为美国在一段时期内实施的主要外交手段。
    美日秘密谈判（或非正式谈判）分为两个阶段，即1941年3月到同年7月，美国欲拆散三国同盟，阻止日本策应欧战而南进；1941年8月到同年11月，为延缓日本南进时间。客观地讲，美国接受日本谈判要求的初衷并非想牺牲中国，而且两阶段的谈判都因达不成相互间的妥协而最终破裂。但是，大量资料表明，当日本在策应欧战问题上态度稍有松动的时候，美国当局都在中国问题上产生重大动摇，欲作出巨大让步，使牺牲中国利益和抗战的后果几乎成为事实。在美日秘密谈判中（特别第一阶段），美方则是无原则地以日本提案为基础，而日本提案的基本点就是使美国不支持中国和放弃对日本的经济制裁。直到美国被迫停止对日本的石油供应、太平洋战争一触即发之时，为了延缓开战时间，美国仍还有牺牲中国的企图，草拟了“临时协定草案”[①⑦]。
    应该说，在和未来战争之敌没有兵戎相见之时，采取除武力手段之外的方式，包括外交途径，尽量使自己在未来战争之中处于有利地位，作为策略也无可非议。问题在于，什么是实现战略构想的有效途径。这里涉及到对敌友双方的认识与估价。很明显，美国对中国战略价值在参战前没有充分认识，同时对日本这个未来战争对手的侵略意向及野心、打击的目标没有深刻的认识。根植于美国首脑思想之中的传统观念使其轻视中国和对日本内部所谓“温和派”、“亲英美派”、“反轴心派”寄于无限厚望[①⑧]，看不到日本军部独裁政体左右和操纵着日本武力扩张的基本走向这一客观事实，由此不愿放弃谈判，固守本末倒置的荒谬而无效的努力。与此同时，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制裁也是走一步看一步，长期下不了彻底断绝日本南进战略资源（对日本彻底制裁也是对中国抗战的有力支持）的决心。
    作为对这一时期美国远东政策的分析研究，可以称之为绥靖与抗衡双重政策的交织，而形成这种矛盾状况的主要原因，则是“先欧后亚”战略的制定。由于战略制订者的偏见导致的战略计划的重大缺憾，致使美国没有充分采取为实施该战略的必要手段：第一，对日本实行全面的经济制裁，断其南进后备，而不是消极地被迫实行，更不是依据让日本“蚕食”所能吃掉的东西，以牺牲中国喂饱日本的错误逻辑，实际减轻日本南进的负担，纵使其占领南进有利地势[①⑨]。美国的实际做法则恰恰是后者，日本不仅获取了南进的桥头阵地，同时储存了较为充足的南进战略物资[②⑩]。第二，充分利用和支持具有实施战略计划的中国战场，而不是以牺牲它作为代价。军事物资供应的暂时不足是事实，但是削弱甚或有意放弃中国抗战，实现与日本妥协则是和战略原则完全背道而驰。援华物资的不充分也还涉及到美国顾及着日本的反应[②①]，这是这一时期美国远东政策的总体意向的反映。第三，和英荷等国建立太平洋统一防御体系，协调行动，统一步骤。这一点未能做到固然和美英传统矛盾和美国战后取代英国远东势力范围的意图有关，但更直接的原因则是美国战略判断的失误和亟欲置于战火之外的超然态度。
    可以看出，大战略计划中美国的基本点在远东是所谓“守势战略”，而这种守势又是以美国不首先介入战争为前提，这种观念具体反映在美国远东政策的实施之中。这种政策的实施使美国付出了未能与英荷迅即建立牢固战争防御体系的代价，也付出了削弱中国抗战牵制日本南进战略地位和作用的代价，同时还付出了以摇摆不定的政策实际推动了日本加快南进准备步伐，定下与美国决死一战，获取南进有利态势的决心的代价[②①]。“先欧后亚”战略原则远见卓识的光辉和美国为实施该战略在远东准备中显现出的战略短视形成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军方的部分首脑对坚持该战略原则发生动摇，这是日本暂时取得重大胜利，威迫盟国战略构架的猛烈冲击波所引起的。
    历史事实可以作证，“先欧后亚”战略是正确的，但并非无懈可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