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对后世，特别是对西方文艺复兴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它的文化成就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在文学、艺术及哲学思想等领域达到了古代社会的最高峰，有人要问：在距今两千多年的古代，他们何以能创造这样先进的文化？原因何在？本文就这个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奴隶制度是古希腊文化赖以发展的基础
    古代希腊，从总的地理范围来说，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以及爱奥尼亚群岛。在这一地方，早在爱琴文明时代，也就是公元前二十到十二世纪，就已出现早期的奴隶制城邦，比较典型的就是克里特和麦锡尼，虽然在荷马时代（公元前十一到前九世纪）由于多利安人的南下，原来的奴隶制城邦曾一度衰落，但多利安人的征服也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后果--希腊各部落原始公社制的进一步解体，奴隶制城邦的普遍形成。这时产生了众多的奴隶制城邦，共有二百多个，其中重要的有底比斯、达尔斐、米利都，爱尔非斯、雅典、斯巴达、科林斯、麦加拉等。这些城邦再加上后来的殖民城邦共同构成了古希腊的政治版图。古希腊先进的文化也正是由这些奴隶制城邦共同创造的，其中尤以雅典的贡献最大。
    在奴隶社会中，奴隶制生产关系的特点是奴隶主阶级掌握着国家机器，他们不仅完全占有生产资料，而且还占有直接生产者--奴隶的人身和自由，奴隶只被看作为主人的财产和会说话的工具，著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奴隶是一种最好的财产，是一切工具中最完美的工具”①。奴隶主可以对奴隶任意买卖、转让以至屠杀，而古希腊的奴隶主阶级就其范围来说是相当广泛的。这从古希腊两个典型的奴隶制国家斯巴达和雅典就可以得到证明。斯巴达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他们把被征服的当地居民变为他们集体奴隶称为希洛特。斯巴达人作为征服者，其成年男子都享有公民权，他们集体占有被征服者的土地，这些土地按斯巴达人的家庭数目划分为均等的份地分给各家，份地由希洛人耕种，斯巴达人则坐享其成，斯巴达人不从事农业和工商业活动，他们毕生的职责是从事军事活动，对内镇压希洛人的反抗，对外进行军事扩张。而雅典国家虽然在国家形成之初存在着奴役本民族的现象，但经过梭伦改革，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直到伯利克里改革，债务奴隶制已被完全废除，奴隶的主要来源已是外来奴隶，这就极大地提高了雅典公民的社会地位。古希腊这种奴役外来奴隶的现象在其它国家中是不多见的，正是古希腊这种特有的奴隶制，把这个弱小民族的公民社会地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才激发了他们全部的创作热情，创造了那样不朽的文化。而这种文化成就的取得又和广大奴隶的辛勤劳动分不开，奴隶的劳动为奴隶主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奴隶劳动的事实在古希腊的历史中早就有记载，在线文B文献中记有从事劳动的奴隶“一千二百六十八人，其中女奴六百三十一人，小女孩奴三百七十六人，男孩奴二百六十一人”②。奴隶劳动早在迈锡尼时代就已非常普遍，很多人不仅本身为奴，他们的子女也沦为奴隶，广泛的奴隶劳动是建立在奴隶主对奴隶的绝对统治之下的，奴隶主正是在奴隶劳动为他们创造生活保障的前提下，才从事文化创造的，比如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出身于奴隶主阶层。所以古希腊高度发达的文化基本上是奴隶主阶级的文化，但奴隶阶级也参与了创造，至少就物质文化来说是如此，但他们被剥夺了享受各种文化的权利。如果没有奴隶制，没有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没有奴隶辛勤劳动，就不会有古希腊高度发达的文化。所以恩格斯指出：“奴隶制才使农业和手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③。
    二、奴隶主的民主政治为古希腊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纵观古希腊的历史，奴隶制是古希腊政体的基础，但在政权形式上各邦有很大的不同，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奴隶主的贵族寡头政治，它以斯巴达为代表，二是奴隶主的民主政治，它以雅典为代表，古希腊的文化发展之所以以雅典的贡献最大，这和它实行奴隶主阶级的民主政体是分不开的。
    雅典的民主政治始于梭伦改革。他的改革一方面打击了氏族贵族的特权，另一方面基本上取消了债务奴隶制，被恩格斯称为“政治革命”④，后经希波战争得到不断的发展，到伯利克里时代达到最高峰，此时公民大会成为国家最高的权力机关决定内政、外交、战争和平等国家大计。五百人会议是公民大会的常设机关，由十个部落中各抽签选举五十人组成，定期召开会议；陪审法庭是最高的司法机关，仍按各部落抽签选举产生，负责审理案件；最重要的官员是十将军委员会，由公民大会举手选出。为了鼓励公民参加政治生活，还设有开会津贴和观戏津贴。
    民主政治的实行使雅典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由平民和贵族的矛盾变为奴隶主和奴隶的矛盾，它极大地调整了雅典的阶级关系，使政治权力在统治阶级内部进行了重新分配，扩大了雅典奴隶主的统治基础。正如恩格斯所说，民主制度的实行使雅典“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所建立的阶级对立，已经不再是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对抗，而是奴隶和自由民之间的对立，被保护民和公民之间的对抗了。”⑤雅典民主政治的实质是奴隶主阶级“主体”的专政、它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公民的积极性，正因为如此，每个公民都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在希波战争的严重关头，都曾以非常的气概保卫了祖国，他们积极从事工商业活动，使雅典一时成为海上贸易的中心，他们积极参与文化活动，在文学艺术、哲学等许多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使雅典在人类文化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仅雕刻艺术一项其作品数量之庞大，到今天，人们仍无法把它完全估计出来。据说罗马人征服希腊后，清理希腊遗物，广大的罗马城中雕像的数目竟和居民的数目差不多，经过多少世纪人力和自然的毁坏，光一个罗马城内外出土的雕像还在六万以上，这和毁坏的部分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除民主制度本身为雅典文化发展创造了肥沃的土壤外，那些坚持民主政治理想的领袖的功绩是不可忽视的。梭伦既是个政治家、军事家、同时又是个诗人，被誉为古代希腊世界的“七贤”之一。庇西特拉图虽为僭主，但其所作所为基本上遵循了梭伦的原则，为民主制度的发展，为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伯利克里在文学、哲学、音乐、艺术、演说和军事等各方面都有造诣，他博学多才，智慧超人，是民主政治的杰出领袖。他们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他们都懂得知识的重要性，因此他们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伯利克里说过：“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⑥。也正是因为如此，学者纷至沓来，在这里他们的聪明才智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他们自由的生活、自由的创作、品评人物、批评政府。而政府对作出贡献的知识分子也给予很高的社会地位。
    正是雅典实行奴隶主的民主政治，重视知识、人才，才出现了雅典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繁荣，处于“在人类发展史上为其他任何民族所不能要求的地位”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