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公元前484-424年），是西方史学的奠基人，也是“创立历史研究的模范。”[①]从古罗马时代开始，他就被人们尊称为“历史之父”。对希罗多德在史学上的巨大成就，国内外史学界有不少专文作过详细评价。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关于希罗多德史学方法的评价，有两个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本文愿就这两个问题略陈浅见。以期加深对西方史学发展史的理解和认识。
    一
    希罗多德的《历史》开创了一种编篡历史的新体裁--历史叙述体，从而奠定了西方历史编篡学的基础。英国史家伯里指出：“希腊人虽不是记录人类历史的第一人，却是批判史实的第一人。换句话说，他们首创了史学。”[②]柯林武德也认为：“传说的笔录之转化为历史科学，并不是希腊思想中所固有的，它是公元前五世纪发明，而希罗多德则是它的发明人。”[③]
    所谓历史叙述体，基本上与我国古代史学中的纪事本末体相仿。它的特点是：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纪事系统连贯，叙事生动有趣，具有较大的灵活性等。希罗多德创立的这种体裁经过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这以后，历史叙述体久演不衰，在西方极为盛行。正如有的论者所云，记叙体历史著作作为学者与公众交往的纽带，具有异常重要的作用。”[④]虽然历史科学已经提出了更高的问题，但这种叙事史却永远不会被废弃，永远不会死亡。它存在的理由，是因为它能满足永远存在的需要。”[⑤]
    希罗多德所写的《历史》，虽然主题是希波战争，但实际上写的却是那个时代的希腊人所知世界范围的历史。作者视野所及，不只是古希腊人的方寸之地，而是古代社会的广阔世界。他笔下的世界，除希腊本土外，还包括了西亚、北非、黑海沿岸，地中海沿岸，意大利等许多地方，笔锋所指，遍及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的生动图景。他虽然盛赞希腊文化，但也尊重“蛮族”的文化。正如狄奥尼修斯所说：“希罗多德把历史提高到更高和更值得尊重的阶段。他决定写关于不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民族的事情，但是他在自己的叙述中把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故事，欧罗巴和亚细亚的都结合到一起。”[⑥]这种视野开阔，具有通史特点的著作，在当时来说确属首创。因此，绍特威尔认为，是“希罗多德将地理史记与考订学与史学相联系。于是历史学开始在艺术与科学中开始占有一独立地位。”[⑦]
    有人认为希罗多德《历史》“史料庞杂，枝节蔓生，岔笔过多”[⑧]笔者认为，此看法需商榷。
    希罗多德的时代，史学处于萌芽状态，没有形成什么传统体裁。因此，希罗多德写作《历史》是在摸索中探求史学的发展轨迹。尽管他在《历史》中花了一半的篇幅来记述西亚、北非、希腊诸国的情况，但这些并不是岔笔，而是作者为叙述希波战争这个主题组织史料的一种方法。有的学者认为，为了论证希波战争发生的原因和希腊取胜的原因，希罗多德有必要对幅员辽阔的波斯帝国和在大陆上的战争背景有些了解。因为希腊人对他们自己土地上的早期历史不可能比对波斯早期的历史有多得多的了解。[⑨]同时应该看到，希罗多德的一些离题话从艺术上来说是允许的，而且从效果上来说也是必要的。“因为这些是他听众所欢喜的；他仅投希腊人所好，并且我们必须牢记神话学，民间的传说和叙事诗，皆为他所不得不脱离的。”[⑩]伯里也强调：“希罗多德懂得，如果喋喋不休地专谈一个题目，描述得很冗长，无论如何总会使人生厌的；但如果在适当的地方停顿一下，夹以他语，就会使人觉得妙趣横生。于是他就想模仿荷马，使他的著作显得丰富多彩。因此我们读起他的书来自始至终都觉得津津有味，而且越读越想读。”[①①]人们说作者“史料庞杂，枝节蔓生”是因为希罗多德大量记载了与希波战争无直接关系的一些情况，这与我们所习惯的政治军事史是格格不入的。然而，是“希罗多德首先发觉了文化史之意念”。[①②]他对上述情况的叙述恰恰是开创了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史传统。在西方，这种传统经久不衰，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以至于18世纪伏尔泰等人又重新提出了“回到希罗多德去”的口号。考虑到上述因素，我们就不会对希罗多德提出非议。《历史》集中写希波战争，中间的一些岔笔与主题多数是有联系的；整体并不凌乱，结构还是比较紧凑的。希罗多德首创社会与文化史概念，其贡献不可忽略。
    二
    希腊人专心于考察，证明和批判，希罗多德便是一个范例。“历史家面前必须有凭证，而凭证必须是可以理解的。”[①③]在搜集史料，考订史料方面，希罗多德是一位严肃认真的学者，态度谨严又善于存疑。因此，人们称赞他“是极其正直和诚恳的”。有时，为了弄清一些史实的详细情况，希罗多德经常改变既定的旅行路线，特地去某个地方考察。就这样，他躬身实践，实地调查，亲自采访。从中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他的《历史》的写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希罗多德这种注重实践的精神，为西方古典史家所纷纷效法，并发展成为后世西方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但也有人认为：“希罗多德只是逸事传闻的忠实记录者。他没有对材料进行考订和批判”。[①⑤]“希罗多德对于史料可以说是毫无批判地一概接受。”[①⑥]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尽管希罗多德有些地方失于轻信，但就他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时代来说，他还是“精明而富有批判精神”[①⑦]的，并且“表现出一定的理性倾向和批判能力”。[①⑧]柯林武德就认为：希罗多德并不是“毫无批判地相信目击者所告诉他的任何事情。相反地，他在实际上对他们的叙述是严加批判的。”[①⑨]事实也确实如此。希罗多德在编篡《历史》时，尽量利用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文献纪录。如史诗、碑铭、档案以及他人的作品。此外还加上“个人亲自观察、判断和探索的结果”。[②⑩]他已注意到了考订史料之真伪，并最先采用了历史批判方法，从而使历史学发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