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一词，是希罗多德首先使用的。在希腊语中。“历史”的原意是“调查”。因此，希罗多德一开始就作好准备，仔细研讨他所听到的一切。他写道：“至于我本人，则我的职责是把我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虽然我并没有任何义务来相信每一件事情；对于我的全部历史来说，这个说法我认为都是适用的”。[②①]中国现代史学的奠基人李大钊十分赞赏希罗多德记述历史的态度，他在介绍希罗多德的主张时写道：“一、应当整理记录，寻出正确的实事；二、应当解释记录，寻出那些事实间的理法”。[②②]
    希罗多德的引语，足以说明他的思想倾向，一个记述者的责任感，以及他选用实证材料时的认真态度。然而，在他的时代，人们所不知道的东西非常之多，而人们所真正知道的东西极其有限，可信与不可信之间尚无明确的界线。假如我们以什么能够发生，什么不可能发生作为根据，探讨希罗多德接受这一个事物，否定那一个事物的理由，往往不可能获得任何结果。他曾经十分肯定地说过：鸽子绝对不会说话，尽管神圣的多铎那的妇女们声称它们能讲话。但是，他不怀疑母马生产兔子的真实性。不管埃及的牧师们如何断言，凤凰能够把它的父母的尸体，用末药树脂包扎起来，从阿拉伯半岛送到黑里欧波里斯的太阳庙去埋葬，希罗多德十分肯定地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可是在另一方面，利比亚有一种动物，没有头，眼睛生长在胸部，埃及有一种猫，它的生活习惯十分特别，喜欢跳入熊熊燃烧的火焰中去。这一切对他来说，似乎都不奇怪。希罗多德对于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有，有一套自己的标准。这套标准同我们今天的标准大不相同，所以也就失传了。总之，不管他到什么地方，他都看到了许许多多奇异古怪的东西，这就容易使他相信，在辽阔大地的远方，存在着更加奇异古怪的事物。
    但是，凡是他所知道的情况，他以自己的知识为根据，判断它的可信与否，这时候他是一个精明审慎的裁判。例如：有一个传统的说法，说波斯王克谢尔克谢斯乘船归国，海上遇到狂风暴雨，全船的人危在旦夕。此时，掌舵的腓尼基人说唯一可救的办法是把一部分人投到海里去。克谢尔克谢斯这时要波斯人表示对他的爱戴。于是便有许多波斯显贵纷纷投海自尽，以表明对国王的忠心。后来船到码头，克谢尔克谢斯下令赏赐舵手一顶金冠。因为他救了国王的身家性命。但由于他使许多波斯人丧生，因而又下令将他斩首。[②③]对此，希罗多德认为：“关于波斯人的遭遇的说法，以及这一说法的其他任何部分，我都不相信，因为，那舵手果真若向克谢尔克谢斯说了上面那样的话，那么我想，在一万个人当中也不会有一个人怀疑国王会采取下述的办法，他会命令甲板上的那些波斯人，而且是第一流的波斯人下到船仓里面去，并把和波斯人人数相等的腓尼基桡手投到海里去。不，实际的情况乃是：克谢尔克谢斯是象我刚才所说的那样做的。他是率领着他的军队从陆路返回亚细亚的”。[②④]这表明“希罗多德并不特别相信那些传说，他只利用传说作为艺术手段，使自己的叙述生活活泼，色彩鲜明，引人入胜”。[②⑤]李大钊高度评价了希罗多德这种刻意求真的精神，指出“发明历史的真义是马克思，指出吾人研究历史任务的是希罗陀德（希罗多德）。”[②⑥]
    当没有任何论据足以使他相信一条史料的真伪时，希罗多德的态度是把几种说法都列举出来，不对它们妄加评判。例如：在描写伊奥尼亚人抗击波斯入侵时的不同表现时，希罗多德写道：“哪些伊奥尼亚人英勇战斗，哪些伊奥尼亚人临阵怯懦，我这部历史是说不确实的。”[②⑦]希罗多德的这一做法，显示了对读者的负责精神。也说明他是一位态度严肃的学者。
    有时，希罗多德采取“有闻必录”的做法，把一切在他看来值得记载的事情都作为历史的材料，借以达到传授知识的目的。由于他的“有闻必录”，希罗多德有时容易失之于轻信。因此其书也不无谬误之处，但我们不能同意某些古典作家对他的过于苛严的评价。甚至称他为“谎言之父”，这是不合事实而且有失公允的。英国文学家吉尔伯特·默雷的下述见解大体是正确的：“若干史实的真正不可靠原因，不在于这样那样的谬误或不确凿，更不在于他的故意杜撰，而主要的在于他以别人的回忆，不自觉地对过去的事实作出浪漫主义的幻想，并把所有的历史解释成一切都是神意活动的结果。”[②⑧]这就不难解释他书中会不时出现神示、灵验、预言等记载了。希罗多德也这样声称：“当城邦或是民族将要遭到巨大灾祸的时候，上天总是会垂示某种朕兆的。”[②⑨]但我们认为。“虽然我们可以认为希罗多德有些轻信，但在批判精神方面，他还是超越了他自己的时代”。[③⑩]希罗多德这样做的结果，就把许多在当时人或他本人都视为不可信但实际正确的传说保留下来，对我们今日的研究颇有益处。近代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发展，不仅证实了他学识渊博，而且说明他所提供的资料，具有相当大的可靠性。可以说，希罗多德在估价史料时，是有一种求真的历史感在引导他；这种求真存疑的批判精神，经修昔底德的继承和发展，终于成为古希腊史学的优良传统。它为古罗马史家所仿效，也为日后严肃的西方史学家所遵循。
    注释：
    ①⑩[美]桑戴克著。陈延璠译，《世界文化史》，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上册，第175、177页。
    ②[美]伯里：《古希腊历史学家》（Bury.Ancient.Greek Historians New York.1950）第48页。转引自：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7页。
    ③、①⑦、①⑨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36年版，第21、25、28页。
    ④沙费尔编：《历史方法手册》，1982年英文版，第48页，转引自：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第80页。
    ⑤、③⑩汤普森著，谢德风译，《历史著作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0、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