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普世主义”传统
    欧洲基督教文明中一个重要的思潮是“普世主义”（Universalism）， 这种思潮既来自于罗马教会维护其在“基督教世界”中精神统治的努力，也来自于古罗马帝国经久的魅力。
    罗马主教在谋求基督教会首领的同时、也寻求建立一个至少在“基督教世界”里一统天下的教会帝国。教会代言人很早就开始创造一种理论，称基督教会是上帝之城，其权力来自神授，且超越于世俗统治者的权力之上。11世纪的罗马教皇格里戈利七世（1020-1085年）公然宣称：“每个人都知道，神圣的教会是上帝的国度，所有尘世的权力都必须服从教会；上帝之城在世上的体现只有一个，那就是罗马教会；罗马教会为上帝独创，惟有罗马主教始能具有世界（主教）称号的权利；……一切王侯应仅向教皇行吻足礼；……他被（上帝）赋有废黜帝王之权……”。〔9〕根据这种原则，罗马教会与世俗君主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在11世纪中叶到13世纪中叶的几次教俗之争中，教廷占据了较大优势；与此同时进行的十字军东征（1096-1270年），作为西欧国家共同的对外宗教战争，增强了西欧世界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而罗马教皇身为东征的倡导者和主要组织者，也大大提高了自己在道德和精神上的感召力及其一统的权威，基督教会的权势因此达到了鼎盛。
    处在全盛期的基督教会不遗余力地宣扬和推广“普世主义”，强调基督教世界的统一性和教会权力的普遍性。中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和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约1225-1274年）在其《神学大全》中仔细论证了教会的普世主义。他声称，世间万物都是有序的，都要达到以“善”为本质的目的；正由于一切事物都希望达到善，它们也就希望达到统一，没有统一就不会有善；“一个事物之存在是由于它是一个事物……事物都尽可能地抵制分离，而一个事物的分离即是源于其内在的缺陷。”将这套理论运用到宗教政治事务上，便自然引申出世间万物都应纳入教会统治模式的理念。阿奎那接着称：“上帝不仅仅是某些特殊存在的原因，而且是整个宇宙存在的原因……正由于一切事物都由上帝创造，故它们也都臣属于上帝的政府”，“任何事物都不可能逃脱上帝的政府。”〔10〕
    但是，欧洲政治现状与教会追求的一统天下相去甚远。罗马教会从来就未能把西欧整合成真正的政治统一体，欧洲存在着几百个乃至几千个细小的部分如公国、伯爵领、主教领和城邦，靠封建附庸关系不稳定地拼凑在一起，形成一条“政治上杂乱拼缝的坐褥”。〔11〕罗马教廷正是利用这种分裂割据的局面，时时挑动世俗统治者之间的相互争斗，又往往充当他们的调解人和仲裁者，借机扩展教廷的势力和教会的影响，可以说，罗马教会维持“基督教世界”名义上的一体，使欧洲付出了战乱不断的惨重代价。此外，教俗之争也没有停止，中世纪前期西欧一直是在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辆不协调的双驾马车牵引下步履艰难地向前迈进，在十字军东征结束后，其他世俗领主加入对教会的挑战，教俗之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教会权势显得岌岌可危。
    然而，在1577年让·博丹提出“国家主权”原则之前的几百年里，欧洲人对教会权威的挑战也没有脱离“普世主义”的模式，只是以另一种方式鼓吹“普世主义”。文艺复兴的先驱但丁·阿利盖里（1265 -1321年）是这种挑战理论上的代表，他撰写《论世界帝国》一书， 倡导对欧洲政治现状进行改革。针对罗马教会和神圣罗马帝国不能保证西欧基督教世界和平与安宁的现实，但丁提出“为了给尘世带来幸福，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尘世政体”，一个以君主或帝王为首的一统帝国。〔12〕他所倡导的这个尘世帝国，是要对欧洲的双驾马车体系进行重组，排除教会的束缚，使世俗化了的神圣罗马帝国具有更强的活力，故他竭力贬低罗马教皇对尘世帝国的影响，详细论证教皇和帝王不是一回事，接着又强调尘世帝国的权威不可能来自教皇的权威，“教皇不是帝国力量的根源，也不是其权力的根源”，“尘世的世界帝国的权威无须通过任何媒介而直接来自宇宙的权威之源即上帝自己”。〔13〕事实上，但丁心目中的帝国，就是古罗马帝国的再现，他对古罗马帝国推崇备至，称“罗马人是天生的统治者……罗马人征服全球，凭借公理而取得世界统治权”。〔14〕
    中世纪的普世主义，无论是罗马教会宗教性质的还是世俗性质的，都给后世留下了相当大的影响。在中世纪到近代之交欧洲发生巨大变化的进程中，有关欧洲政治体制重组出现了无数设想，而普世主义则在其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它与现实主义、自然法思想一起构成了中世纪末期的三大思潮。〔15〕坚持这种理念的除了日薄西山的罗马教会外，还有哈布斯堡帝国的君臣。查理五世（1519-1558年）似乎将阿奎那和但丁的思想融为一体，努力将普世主义付诸实施。他一方面发起“反改革运动”，镇压神圣罗马帝国的新教诸侯并对抗欧洲其他新教君主，以保持基督教世界的信仰统一，一方面他也打击限制罗马教廷的权势， 于1527年占领罗马，拘禁不驯服的教皇克莱门特七世。 在占领罗马后查理五世甚至考虑以罗马作为帝国新首都，以武力为后盾压服一切反对势力，在基督教世界的范围内建立真正统一的尘世帝国，查理五世的首相加廷纳拉也兴奋地鼓励他说：“陛下正在通向普世统治的康庄大路上。”〔16〕
    查理五世的帝国梦有点不合时宜，16世纪欧洲政治的主流是反对罗马教会精神统治的宗教改革和民族国家的兴起并要求获得主权者地位。经过一百多年的“宗教战争”，国家主权终于在1648年通过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取得了对普世主义的胜利。国家主权原则的实现意味着欧洲分裂成若干独立的部分，各个部分都为各自的利益和目标相互竞争搏斗，它们固然也依据一些现实主义的政治规范（如“均势”等）组成一个国际体系，可这个体系的统一性降低到了最小程度。无论是路易十四“朕即国家”式的专制集权，还是腓特烈二世“国家第一奴仆”式的开明专制，欧洲君主及政治家都是以国家而非欧洲作为其政治行为的根本出发点。
    然而，普世主义虽然在欧洲国际体系中陷于沉寂，却没有从此消亡，当时机来临时，它仍会再度显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对欧洲现存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普世主义似乎找到了伸张的环境。拿破仑帝国便是普世主义的实践。拿破仑与近代其他争夺欧洲霸权的君主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其他那些君主只是寻求本国在欧洲国际体系中的最大优势地位，而拿破仑则是谋求改变这个体系本身。拿破仑对近代以来欧洲国际体系中的均势格局持全然否定的态度，他声称“我不认为欧洲会有其他大平衡的可能，这种平衡只能是欧洲伟大人民的聚合和联盟”，必须“把欧洲的不同民族变成一个共同的民族”。〔17〕拿破仑锻造欧洲民族的愿望突出地见诸他在意大利、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地强行实施《拿破仑法典》的行动，他深信法典体制具有永久和普遍的意义，将能巩固欧洲大陆政治统一和相应的欧洲文明协调框架。他也相信欧洲实施统一的法律完全可能，在他看来，凡适合法国人的也必适合所有的人，“因为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之间的差别很小”。〔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