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到今天，欧洲的国际体系经历了几次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尤其是从古代中世纪到近代的巨变，不仅影响了欧洲本身的历史发展轨迹，也对整个世界历史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探讨一下近代欧洲国际体系的建立及其内在结构，能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
    一、近代以前的欧洲
    “欧洲”或“欧罗巴”的称法，最早由亚述人提出，原意为“日入之地”，希腊人延用了这一称呼，用来指爱琴海以西地区；只有到了十八世纪，人们才把乌拉尔山脉当作欧洲与亚洲的分界。①从其古代意义上来说，欧洲在公元前后就融入了一个整体。罗马共和国的最后一位杰出统帅奥古斯都·渥大维（公元前63-公元14年）东征西讨，奠定了一个庞大帝国的基本疆界：所有环绕地中海的亚洲和非洲狭长地带以及易北河以西、多瑙河以南的整个欧洲陆地。罗马帝国给了它所属地区一个深深的烙印，无论欧洲的民族和语言如何复杂，每个民族都以大体相同的方式接受了来自同一渊源的文化。渥大维及其继承者罗马帝国皇帝君临一切，把同样的法律、宗教和行政管理带给了所有被他们称为“蛮族”的欧洲各原始民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除了希腊和边远的斯拉夫诸民族以外，欧洲各国的成文历史都是以罗马军团的来临和罗马法律的实施为开端的。②罗马人以其强大的武力和辉煌的文化，将欧洲建成了一个“无邻邦帝国”，罗马城构成了欧洲的中心，“条条道路通罗马”的古老谚语生动而又确切地反映了这个帝国坚固的向心力。
    然而，自公元2世纪末起，罗马帝国面临了种种危机，游牧民族纷纷入侵帝国腹地，帝国统治岌岌可危，与之相应的古罗马文化圈也显得脆弱不堪。但就在这个时期，一种新生的力量逐渐取代罗马帝国的武力征讨，以另一种形式继续维持欧洲的文化一体，这就是基督教。从后期罗马帝国到查理曼帝国建立之间的几百年时间里，欧洲经历了从古典文明向基督教文明的过渡。③基督教会在日益强大的同时努力追求教会的统一。罗马主教借助于罗马城在欧洲世界的中心地位，积极争当基督教会的首领，他们声称他们的职位传自于圣徒彼得，因而罗马教会“是领导的教会，全体教士的团结一致即来源于此”；“世上只有一个上帝、一个基督、一个教会，一个按照主的话而建立在彼得身上的教会”；“教会的完美团结不但由彼得的继承者来象征，而且也由他来体现。罗马主教的宝座是彼得的宝座”云云。④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和蛮族入侵的狂潮中，孜孜不倦的罗马教会赢得了空前的成功，到公元800年左右，整个欧洲西部地区包括不列颠和西班牙都归入了罗马教廷的精神统治。
    罗马教会在不断推进中很快与蛮族首领结合到一起，两者之间的相互勾结和相互利用，促使了“基督教国度”（Christendom）的形成。这个“国度”，不仅仅是文化和宗教的统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政治上的同化。基督教会在施行对欧洲的精神统治的同时，还寻求建立一个一统天下的教会帝国。教会的代言人们很早就开始创造一种理论，即教会权力来自神授，超越于世俗统治者之上。教会早期代言人奥古斯丁（354-430年）所著《上帝城》一书对基督教理论体系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他在书中声称：世界上存在着两座相对的城市，一座是上帝之城，另一座是世上之城；“世上之城”是暂时的、不完全的，它源于那种由自私的爱发展而来的连上帝也蔑视的爱，来源于暴力，它最终将沦为罪恶的渊源；而“上帝之城”则是完美的、永久的，源于那种由爱主的爱发展而来的连自己也蔑视的爱。后世的教会理论家发展了奥古斯丁的理论，把一些世俗政权如古罗马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归纳为世上之城，把基督教会称作是上帝之城。教皇格里戈利七世（1020-1085年）公然声称：“每个人都知道，神圣的教会是上帝的国度”，所有尘世的权力都必须服从教会；而上帝之城在世上的体现只有一个，那就是罗马教会；“罗马教会为上帝所独创；唯有罗马主教才能具有世界（主教）称号的权利；……一切王侯应仅向教皇一人行吻足礼；……他被（上帝）赋有废黜帝王之权；……凡不与罗马教会和协者，不得视为天主教徒；教皇具有解除人民向不良统治者之效忠誓约的权力。”⑤基于这种思想，罗马教廷努力争取独立于世俗权力之外并继而凌驾于它们之上。
    12-13世纪的西欧，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以基督教会为核心的共同体，一个庞大的教会帝国。教会通过罗马教廷、大主教区、主教区、教区这些严格的阶梯次第组织起来，编织成一种金字塔形的宗教控制网络。教皇对皇帝的几次胜利，不仅导致教廷对教会内部事务的全权控制，还使教会得以把力量的触角伸展到世俗事务的领域。除罗马教廷统治中意大利教皇国以外，许多地区的大主教和主教都拥有庞大的地产，获取丰厚的经济收益并在本地发挥重大的政治影响；遍及各处的教会修道院渗透到西欧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教会学校几乎完全垄断了教育，教会创立的医院等慈善机构也成为西欧社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但是，罗马教廷刻意追求的教会帝国，并未造成西欧世界的真正统一。自查理曼帝国崩溃以后，封建割据局面便一直持续了下来，中世纪的欧洲并非一个政治统一体，也不是由几个国家组成，而是分割成了几百个乃至几千个细小的部分如公国、伯爵领、主教领、城邦共和国等等，它们靠封建依附关系不稳定地拼凑在一起，故有人把中世纪的西欧比作是一条“政治上杂乱拼缝的坐褥”。⑥罗马教廷正是充分利用这种分裂局面，时时挑动世俗统治者之间的相互争斗，又往往充当世俗领主之间的调停者或仲裁者，借机扩展教廷的势力和教会的影响。罗马教皇维持“基督教国度”名义上的一体，便欧洲付出了战乱不断的惨重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