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锻造“欧罗巴民族”的先决条件当然是以军事征服建立他的帝国，在这一点上，拿破仑恰恰代表了但丁在500 年前呼唤的那种尘世帝国的力量，他对欧洲政策的模式“遵循了凯撒、戴克里先、查理曼和亚历山大诸帝的传统”，〔19〕拿破仑自认为是在复兴古罗马帝国或查理曼帝国那样的欧洲一统天下，而非早已名不副实的“神圣罗马帝国”体制。拿破仑的这种意念，见于他在1806年2 月致教皇庇护七世的信中，他在信中正告教皇，他要求拥有他的“杰出的先人”查理曼大帝曾拥有的种种特权，故罗马教会的世俗领地只是他自己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对教皇宣称“陛下是罗马的教皇，而我是罗马的皇帝”--按乔治·勒费弗尔的评价来说--这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充分体现皇帝威严的简洁公式已经表明，大帝国甚至是在它建成之前，已显出它不过是一统天下的开始。〔20〕
    拿破仑建立欧洲帝国的努力近乎成功但最终失败，他的普世主义成就给主权国家体系及欧洲君主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但奇怪的是，在拿破仑帝国崩溃后，普世主义又有所展现，只是通过了完全不同的方式，即宗教意味浓郁的“神圣同盟”体系。神圣同盟的实践具有反对时代进步、压制民族民主运动的含义自不待言，但《神圣同盟盟约》提出的有关“基督教民族”、“最高君主”等概念却值得注意。盟约宣称：缔约各国君主及其臣民“人人自认为是同一基督教民族成员……都是基督教民族的组成部分，整个基督教民族除了他--上帝、救世主耶稣基督，最高的圣子，生命的语言，没有别的君主，实质上权力归于他，一切财富都源出于他”。〔21〕这些词句虽然极其空洞，却表明了一个事实，即：将欧洲看作一个整体的中世纪式的普世主义并未因欧洲现实政治的动荡与混乱而绝迹。到1815年底，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加入了神圣同盟，形成近代欧洲历史上第一次最广泛的道义联合。
    三、和平主义思潮
    欧洲联合的另一个文化渊源是和平主义思潮。整个欧洲历史就是一部不间断的战争编年史，但在这部编年史上，对和平的向往和呼吁也从未停止过。和平主义与欧洲统一很早就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倡导欧洲统一的思想家们最直接的愿望也正是追求欧洲的和平。
    让-雅克·卢梭是近代第一位最重要的和平主义者和欧洲统一思想鼓吹者，之所以说他是第一位，是因为他并不只是像他以前的思想家（如17世纪初的秀利和18世纪初的圣皮埃尔修道院院长）那样简单地提出一些富有想象力的设想或方案，而是从理论的高度对现存的政治体制作了深刻的批评，并对所倡导的设想进行了精辟的论证。卢梭的论述见于他的《论国家机制》一文和《论战争状态》未完成稿等著作中。卢梭声称，欧洲国家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某种统一的体系，有共同的宗教、共同的国际法，相似的文化、文学、贸易及由此种种而必然形成的力量均衡，但是欧洲却仍然战乱不息，其根本原因在于欧洲社会的结构性缺陷：欧洲人把自己组成民族实体，可这些实体之间却没有联合，因而处在残酷的自然状态，欧洲的和谐成了一句空话；人们认为主权君主绝对独立，赤裸裸的武力得以在臣民面前披上法律的外衣，在其他国家面前则又以“国家利益”的面目出现，这种改装了的武力在正义的名义下把世界变成了暴力的场所；人们聚集成各个实体本是为了避免个人与个人间的争斗，但这种争斗却被更惨的团体间的相互残杀取代；现存的国际法对这种事态无能为力，因为没有任何实施国际法的强制手段；国家间的条约也无多大作用，既由于除缔约方的意愿外没有其他任何保证条约的手段，又因为任何缔约方的要求永远不会真正满足，故一当环境变化，不承认有更高权威的缔约国就会重新投入新的战争；这种状态在君主制国家时代尤为真切，因为“国王及其大臣只关心两件事：向外扩张他们的权势，对内使政权更专制”。
    卢梭在为改变这种“永久动荡状态”提供解决方法时将他的“社会契约”理论运用到了国际层面上。“完善的社会秩序依赖于力量和法律的联合”，在欧洲国际社会中也是如此，应该“通过某种联邦政府的形式尽可能地把国家联合到一起，就象现在的国家把个人联合在一起一样”，从而建立起一个“巨大的世上之城，在其中，国家和民族也只是些个体而已”。卢梭设想的欧洲联合是某种联邦性的联合，比联邦国家稍松散些，但要比联盟更紧密；这种联合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将不允许任何成员退出联盟，也禁止一切战争，但有一种战争除外，即由联盟本身同意的战争，这种战争“是为了强迫统治者保持正义及和平的战争”，即所谓“强行实施和平”的战争。
    值得注意的是卢梭倡议的欧洲联盟涉及了联盟干预成员国内政的思想，他提出联盟将“保证主权国家免遭不负责任的和不正义的权力凯觎者及臣民反叛的颠覆”；但同时他又坚持说：“君主得到保证须有先决条件，即臣民将保证不受暴君的压迫”。〔22〕很显然，卢梭的欧洲联盟思想含有浓郁的民主主义色彩，这与他关于内政问题的社会契约理论总框架密不可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与其他一些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理论在美国的建国历程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体现，而新大陆的联邦主义实践，反过来又影响了欧洲人的思维。在18世纪这个民主主义日益昌盛的时代，和平主义思潮和联邦主义逐渐融合，给欧洲一体化思想传统增添了新的活力。1830年，日内瓦和平协会成立， 在该协会召开于1849年的巴黎第三届万国和平大会上，大会主席、 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宣布和平运动的中心目标就是促进欧洲统一。雨果在大会开幕词中提出一个响亮的名词：“欧罗巴合众国”，他用诗一般的语言预言：“炮弹和炸药将让位于投票；各民族将普遍使用表决权；一个伟大的拥有主权的立法机构将行使其真正的仲裁，这个机构之于欧洲，就象英国国会之于英国、德意志联邦议会之于德国、法兰西制宪会议之于法国一样！……总有一天，两个巨大的共同体--美利坚合众国和欧罗巴合众国--将跨越海洋携手共进。”〔23〕
    19世纪的欧洲和平主义运动沿着“欧洲合众国”的核心思维蓬勃发展，但欧洲的政治现实却是遵循一条几乎完全相反的道路，那就是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的原则，这两条相互交融的原则发挥到极底的地步，终于在1914年把欧洲推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漩涡。这场大战结束后，欧洲人再一次憧憬和平的未来，刚结束的战争被普遍认为是“一场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24〕从19世纪继承下来的和平主义运动也进入了一个更新的阶段，至1928年8月《非战公约》的签署到达顶峰。 一战后的和平主义运动再度推动欧洲一体化思维，法国政治家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在成功发起了《非战公约》之后又推出所谓的“白里安计划”，倡导欧洲联合。白里安的欧洲联合梦未能实现，但他在1930年5 月发出的《关于欧洲联盟的机构组织备忘录》中却提出了一些极具启发意义的想法。备忘录的主要内容有：建议中的联盟应是政府间的而非“民族间的”同盟纽带；联盟无论如何都将不影响各参加国的任何主权；联盟的目的将包括废止战争手段，以及通过“建立一个共同市场来最大限度地提高欧洲共同体内所有地区的人类生活水准”并达到“商品、资本和个人的流通的不断解放和系统简化”，这就需要对现存的“2 万公里关税壁垒”发起一场猛烈的进攻。〔25〕不难发现，白里安备忘录的上述要点，与27年后《罗马条约》的内容是何其相似。
    与和平主义者的意愿相反，欧洲在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20年后又爆发了更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浩劫促使欧洲人更认真地思考如何根除战争，保证和平的问题。在纳粹德国的铁蹄下呻吟的欧洲人必须对两个残酷的现实进行反省：一是各民族国家被纳粹德国逐一征服的事实，二是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本身就是民族国家的产物。欧洲人普遍认识到，民族国家根本无法履行保护其公民生命财产并向公民提供福利的职责，因此，100 多年前卢梭对民族国家体系的剖析及对欧洲联合的倡议此时便具有更大的感召力，引起广泛的共鸣。欧洲各地的抵抗运动战士都对未来欧洲的前景作了深切的思考。1941年6月， 几位著名的意大利反法西斯斗士在同盟的囚禁地文托泰内岛发表的宣言在欧洲抵抗运动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宣言声称：“必须首先予以解决的问题是彻底废除欧洲分裂成民族的国家的状态，不解决这一问题，任何进展都只能是表面文章而已。”根据文托泰内宣言，意大利反法西斯主义者成立“欧洲联邦运动”组织，号召建立一个由关心全欧洲人共同利益的主权国家改造而来的欧洲联邦。〔26〕“欧洲联邦运动”与各国抵抗组织进行广泛的接触，获得了相当大的声势，也对战后欧洲的和平主义浪潮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