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提出了历史有规律发展的思想
    早在17世纪，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力学的发展和牛顿三大运动定律的发现，当时的一些先进思想家就试图将自然科学据以建立起来的那些原理，运用到社会研究方面，建立一种既包括物理现象也包括社会现象的科学思想。他们认为，同自然界一样，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受一定规律支配着的，这种规律是可以被人认识和利用的。上述思想对启蒙时期的史学家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历史研究中，他们把人类社会看成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重视对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研究，主张从总体上来把握历史，写作“带有哲学意味的历史”。意大利的维柯是近代西方最早认真探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启蒙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在耗尽其毕生精力的宏篇巨著《新科学》一书中，维柯写道，他要向人们揭示的不是希腊人或罗马人在某些方面的特殊性，而是想“展现一些永恒规律的思想性的历史，这些永恒规律是由一切民族在他们兴起、进展、成熟、衰颓和灭亡之中的事迹所例证出来的。”[⑤]维柯认为，各种千变万化的历史现象归根到底都是社会发展必然性的表现，每个民族的历史发展都要经历大体相同的阶段和道路。他在运用历史比较方法研究了古代和中世纪的宗教、生活方式、风俗、社会政治制度的演变后，把人类历史发展的道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的时代。在他看来，人类社会是由并没有历史的原始野蛮状态，经过神的时代（国家出现的时代）、英雄时代（封建贵族时代）、而最后到达人的时代（人民共和国、“人道王朝”和理性的时代）。只在到了人的时代，才能实现政治民主、公民权力平等和科学繁荣。但是，人的时代并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结，处于这个阶段的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便会自行瓦解，重新开始一次新的周期性运动。这就是维柯著名的“历史发展循环论”。但他的循环论与古代希腊和罗马循环论有着很大的不同，他认为每一个新的周期运行开始后，并不是第一次周期运动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比前一个周期更高的水平上进行的，是一种渐进的螺旋式的上升运动。两者只有形式上的重复，并无内容上的契舍。“固为历史决不会重演它自身，而是以一种有别于已成为过去事情的形式而出现于每个新阶段。”[⑥]
    伏尔泰也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历史学家与自然科学家有着同样的任务，这就是要在纷繁复杂的规律中寻求隐藏的规律，而这个规律是不依神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他看来，“如果整个自然界都服从永恒的规律，而唯独人这种‘五尺高的小动物’居然能够按照自己任性的要求行动，那才是怪事”。[⑦]孟德斯鸠则指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各自的规律。所谓规律和法，就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联系”，[⑧]世界没有这些规律将不能生存”。[⑨]支配人类社会生活的不是什么偶然性和天意，而是一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规律性。
    经过维柯、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的努力，从此，研究和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成为历史研究中一项重要任务，对后来西方史学影响深远的历史哲学理论由此发韧。
    四、创立了历史进步的理论
    启蒙史学家不仅着到了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而且还相信人类能无止境地完善，创立了充满历史乐观主义精神的资产阶级进步理论。这个理论由伏尔泰首先提出，后经杜尔阁、赫尔德、孔多塞等人的发展而逐渐完善。他们从近代文明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事实中，确认人类社会正沿着由低级到高级的上升路线不断向前发展，最终必将在战胜一切邪恶之后达到尽善尽美的“理性时代”。他们认为，历史上的所有进步，都是由于人类理性的不断进步所致，人类的理性是推动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中世纪的历史晦暗无光，停滞不前，就是因为理性受到了禁锢和摧残。孔多塞在其代表作《人类精神进步史纲》一书中对历史进步理论作了强有力的辩护和系统论证。他确信人具有趋向完善的可能性，每个人都具有从简单的感觉一直发展到复杂观念的能力。整个人类理性的发展也同个人一样，不仅在过去的历史上表现为不断的进步，而且只要人类存在，这种进步将无限继续下去。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尽管因为有许多偏见和谬误在对它阻挠而可能出现某些停顿和倒退，但进步却一直是其总的趋势。“除了宇宙的期限”和“全球性的灾变”，人类的进步将是无止境的，历史学的任务应当是研究人类连续不断的胜利，揭示造成这些胜利的原因。
    历史进步理论充分反映了处在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因为它在强调了历史发展的进步性同时，也否定了封建制度的永恒性，证明了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五、坚持从人类社会自身去寻求历史发展的原因
    早在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就明确指出，他研究希波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把他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原因记录下来，以永垂后世。进入中世纪后，他的主张逐渐被基督教会宣扬的“因果报应”所取代，直到启蒙史学家这里，对因果关系的探求才开始受到真正的重视。为什么世界上各民族的发展道路和发展速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因素有哪些？导致一些强大帝国走向衰亡的原因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深深吸引着启蒙时期的历史学家们。孟德斯鸠认为，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是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地理和气候条件的不同，使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发展道路。维柯认为，适用于一切民族的某种“集体心理”，才是推动历史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创造性力量。这里所说的集体心理，并不是每一社会中个体意识的总和，而是每个时代人类经验、知识、价值、意志和行为等主要因素的组合，是整个阶级、人民、民族及整个人类所共有的不加思索的判断[⑩]维柯的集体心理的观点，对近代西方史学理论，特别是今天的心理历史学派产生了重大影响。吉本在其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对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得出了基督教的破坏作用是导致罗马帝国衰亡的主要原因的结论。在该书的第15、16两章，吉本指出公元一世纪以前的罗马帝国是强大的，那时它的臣民崇尚务实，富于进取精神和忠勇爱国。后来随着基督教的兴起和传播，使人不满于现实的尘世而耽于幻想死后天堂的幸福，传统的罗马英雄精神和爱国精神在基督教影响下消失了，蛮族乘机入侵。因此，基督教所起的破坏作用是导致罗马衰亡的主要原因。
    这些史学家们在寻找问题的答案时，有的重视物质的经济因素，有的强调心理宗教的文化因素。尽管他们得出的结论还很肤浅，但他们肯定历史是一个过程，坚持从人类社会的自身去寻求历史发展的原因，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这种研究方法，为以后欧洲史学理论和史学研究的发展确立了一个基本的思路和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