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启蒙时期的欧洲史学，具有鲜明的反封建反宗教色彩，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完成了启蒙运动赋予的从历史的角度来证明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任务。启蒙史学家们的不懈努力，也大大增加了历史知识和历史观念”[①①]，把文艺复兴以来的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发展到一个新高度，初步构筑了欧洲近代史学理论的框架，为以后欧洲史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们倡导的写作“带有哲学意味的历史”的主张和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讨，标志着西方近代史学理论的真正开端。
    但是，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启蒙时期的欧洲史学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的历史观仍属于唯心主义范畴。启蒙史学家在很多问题上常常缺乏历史的眼光，往往以今人的是非标准去要求古人，看不到历史是各个阶段的有机更替过程，甚至有时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而不惜阉割历史。对宗教史和中世纪史则采取了断然否定的态度，把历史研究的中心仅局限在近代，只对资本主义产生以来的历史感兴趣。而在此以前，一切都是迷信和欺骗，不值得进行历史研究。另外，在历史研究中，启蒙史学家们一般都把人当作抽象的生物学的个体来进行研究。不懂得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看不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却片面强调理性等精神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把人类理性的不断进步看成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唯一力量。有些史学家虽然意识到了物质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他们还不能用“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①②]因此，启蒙时期的历史学家们不可能揭示人类历史的进步同经济发展之间的真正关系，更不可能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真正动力。他们在历史研究中只重视近代和用鄙视、厌恶的态度看待以往的时代的做法，实际上是反历史的，启蒙史学在这方面的缺陷，为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史学的兴起准备了条件。
    注释：
    ①C·阿尔塔莫诺夫：《伏尔泰传》，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62页。
    ②、③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5、10页。
    ④古奇：《历史科学的成就》，转引自张广智《略论伏尔泰的史学家地位》（载《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一文。
    ⑤维柯：《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502页。
    ⑥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27页。
    ⑦、⑧、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1、2页。
    ⑩参见维柯《新科学》87页。
    ①①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209页。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2卷，5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