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来，人们对甲午战争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其中的优秀成果不仅具有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学术价值，而且对唤起中华民族的自强精神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也有少数研究呈现出一种为研究而研究的书斋气倾向，从而忘却了甲午战争研究所应当具备的特殊意味。例如，甲午战争何以爆发？这是最基本的研究课题，亦是后世之人真正地汲取历史教训的基本要求。然而由于附合乃至满足于公式化的理论模式，因而并未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曾有人将陷入过剩生产而困惑的日本纺织资本对朝鲜市场的要求作为战争的重要原因。但事实是产业革命以来日本对朝鲜的棉织品输出仅占日本对外输出的2%，对朝鲜输出的5%以下而已。①因此可以肯定地说，纺织业界向海外膨胀的要求还远未达到策动战争的地步。亦有人将日本企图从朝鲜获得大米和大豆等作为战争的重要原因，李朝为此于1889年发布“防谷令”，禁止谷物输出。但资料表明，当时从事谷物输入的几乎全是私人投机者，粮食问题固然重要，但毕竟还不至于令国家为私人利益而冒险诉诸战争。还有人认为战前日本陷入了政治危机，开战乃是藩阀摆脱危机的策略之举。然而仔细考虑，在国会围绕着预算审议，的确形成了民党与阀族之间的剧烈斗争，但这种抗争并不是否定或捍卫国家制度的斗争。阀族自然也不会简单到以国运作赌注，去转移并没有对国家政治体制构成重大威胁的政治危机中反对派的视线。
    作为一个后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在其发展进程中表现出诸多的特殊性，是有目共睹的。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有其综合的原因，其中主观动机即以夺取朝鲜打击中国清朝从而确立地区霸权，或许比诸多客观因素更应受到重视。在笔者看来，甲午战前20年间日本社会的精神状态，正是形成这种主观动机的土壤。
    （一）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对外政策基调，是通过修改不平等条约取得与欧美列强对等的国际地位，“雄飞”亚洲，建设一个领有海外土地的帝国。然而，要同时兑现这两大目标的不现实性，已经为1873年政府的大分裂所证实。曾有一个时期，日本政府似乎抑制了向外膨胀的激动而专心致力于修改条约。然而1882年发生的壬午兵变，使日本在朝鲜问题上与清朝形成尖锐对立。日本朝野上下顿时处于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中。在明治政府看来，向朝鲜楔入势力以夺取战略国防上的主动态势，至关紧要。为此，迅速完成以清朝为假想敌国的陆海军军备，实在是当务之急。在政治体制的构建方面，已经形成岐见的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在扩充军备上是绝对地相互合作的。②
    值得注意的是，包括在国内政治对抗中勇敢地站在藩阀对立面倡导自由民权的知识界，对壬午兵变的反应，不仅比政府激烈，而且呈现出数种论调并立，各执一端一时难以统合的状态。知识界一贯担负着社会公众言论导向的客观作用，同时间接或直接地反映着社会团体或政党的立场。其中，以福泽谕吉为主笔，在政治态度上与改进党亲近的《时事新报》，和自由党的机关报《自由新闻》，是当时社会舆论的基本代表，亦是鼓吹向亚洲大陆扩张的嚣喊声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两个类型。
    在世界资本主义体制一体化运动的冲击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朝鲜悲剧地成为近代东亚国际关系乃至中日关系中传达各种势力冲突的媒介。作为中心文明的周边国家，由于文化的亲缘关系，清朝中国与李朝朝鲜，依然保持着那种在接受先进文明的过程中产生的保持与依赖的传统关系。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其合理性是不容置疑的。但对于处心积虑地仿效殖民主义意欲向大陆伸张势力的日本来说，无疑就是一面难以跨越的壁障。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等阀族官僚，以其藩阀政治家的冷酷简单地采取了无视其存在的做法。然而对于毕竟是在汉文化熏陶下进行过知识的“原始积累”的知识界来说，问题就要复杂得多。他们通过否认清韩之间现存的、有数千年历史的“宗藩关系”，来完成在理论上为国权扩张提出根据的这一使命。
    （二）
    1881年9月1日和1882年3月11日，《时事新报》发表了两篇主旨类同的社论，题目分别是《时事小言》和《论与朝鲜之交际》。其大意是，由于西洋文明国的扩张，东亚正蒙殖民地化之难。而朝鲜与中国等非文明国，没有力量能摆脱厄运。那么，地处东洋的文明国日本，应通过帮助朝鲜和中国文明开化，来摆脱殖民地化的危险。因为朝鲜、中国一旦沦为殖民地则必移祸日本。日本以自身利益计，亦有必要如此做。“全亚细亚同心协力以防西洋之入侵。”③
    这种被西洋诸国文明化即意味着殖民地化，被日本文明化即可防卫民族独立的论调，在时事新报一发表，旋被称为“东洋盟主论”。“在东洋列国间成为文明之中心，他国之魁首，如西洋诸国者乃日本国民”。④“东洋盟主论”的主旨在于：亚洲的文明化即日本的亚洲化，以文明开化替代迟滞落后，不仅使日本以一副“解放者”的面孔面对国际社会，而且同时也就可以用“新文明”否定“旧文明”，清韩之间文化亲缘＝保护依赖的惯例关系的被淘汰，也就指日可待了。所以“东洋盟主论”可谓一语道破了自1874年以来日本向朝鲜屡试侵略锋芒的动机。
    然而，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中日甲午战争日本方面的思想准备之核心，是脱亚入欧论。东洋盟主论与脱亚入欧论之间的距离是有目共睹的。将脱亚入欧论的提出以及为社会公众所认可作为战争的思想背景，的确是十分正确的。但是将其作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思想源流，却又是应当再加讨论的。仔细研读《时事新报》1882年至1885年有关中、日、韩三国关系的所有社论或评论、杂议，便不难发现脱亚入欧论是从东洋盟主论的危机意识中产生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