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日清提携就猛然地向对中强硬转向，而在壬午兵变时所表示出的对帝俄的警惕感却荡然消失无存。“如俄人对朝鲜所怀野望尽管令人担忧，却无非欲与朝鲜开展交通，况何等之谈判竟都未开。相反，支那自唆使风暴之韩人袭击我公使馆以来，常屯兵韩都城守护之，且其官员又暗中干涉朝鲜政府。”（11）
    一变而转为对中强硬论的自由党和《自由新闻》，这时似已无暇担心法国＝西洋同中国＝东洋之间的战争，可能会导致西洋对东洋规模更大、为害更深的侵略，却反过来对中国与朝鲜的传统关系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更趋紧密，从而会将日本拒之门外而耿耿于怀。由此，清朝中国在自由党眼中也成了日本最直接的敌人，日清之间已全无再达成妥协的余地。因此，当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发表后，在自由党内博得了一片啧啧赞许声。自此之后，自由党虽然在口头上仍然声明朝鲜内政不干涉主义，但在实际上却在策划派人去朝鲜发动政变的计划。甲申政变后，自由党放弃同文同种的日中提携论，主张如果朝鲜不被日本文明化，即被清朝中国化。舍此而无他途。为了将朝鲜从与非文明的中国亲善关系中解放出来，唯一可取的只有以行动迫使朝鲜日本化。自由民权运动的著名思想家、自由党的领袖之一大井宪右郎秘密筹集资金，准备武器，联络同志，偷渡朝鲜刺杀闵妃，扶植亲日派开化党执政，并企图在日清之间制造纷争，并借以唤起日本人民“真正爱国心”，说明自由党比《时事新报》与改进党走得更快更远。饶有趣味的是，大井等人的行动被正在扩张军备准备同清朝一战的政府所阻止。从吉仓具视、山县有朋、伊藤博文等人的往来书信可知，政府的要员们认为对清作战的军备此时尚未完成。
    不管是从日中提携论向日中对决论转变也好，还是从东洋盟主论向脱亚入欧论转变也好，殊途归同，即必须同清朝中国一战。1884年以后，这种认识逐渐成为日本社会的共识，成为明治政府所有政策的出发点。更为重要的是，《时事新报》和《自由新闻》所代表的政治力量，是第一届日本国会议员的基本成员。设想，当政府已经作好向清朝开战的所有准备决定开战时，持有脱亚入欧论和日中决战论的国会议员们会投出反对的一票吗？
    （四）
    从1885年到1897年止13年间，一本销售量仅次于福泽论吉《劝学篇》的政治小说《佳人之奇遇》，以连载形式，一年1-2册的速率连版16册，形成了极大的社会轰动。由于作者用心良苦地使用了四六压韵类似快板的文学手法，读时朗朗爽口，所以甚至连妇孺老妪都能背诵其中的精彩句章，流传极为广泛。
    《佳人之奇遇》的作者柴四郎在书上塑造了一个名叫东海散士的文学形象，据人们称极可能是作者本人。某日，在美国旧金山留学的东海散士登上独立纪念塔，偶而与两位佳丽邂逅，一搭话便引出了这本历时13年、共16册的政治小说。两位佳丽是爱尔兰亡命者和西班牙革命家的女儿，同她们经常来往的有明朝遗臣、意大利、埃及和波兰的一大帮亡命者。
    小说从壬午兵变写起，超始数册尚表现出强烈的反西方倾向，诉说着被压迫民族的苦恼与悲哀。东海散士这样地叹息道：“日本国有之国权为欧人所辱，吾人之幸福权利为外商所夺。”作者还痛心疾首地告诫人们整个亚洲已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机：“亚细亚北部为帝俄所并，南方印度已沦为英王之臣妾，安南隶属于法国，而土耳其、清国亦萎靡不振濒临灭亡。”
    由于是一年一册随感而发，全书缺乏严密体系。但是，因其感慨必与时局相关，作者的技法又能强烈地撼动读者的心灵，因此主人公东海散士的议论就成了代替社会公众排解心中诸般烦闷的渲泄口。1884年甲申政变和中法战争之后，尤其是1887年长崎事件之后，作者遂一举而摒弃了被压迫民族提携论，坚决主张日中决战论。“方今之燃眉之急务，与其向内伸张十尺之自由，不如向外舒畅一尺之国权。”并借用书中明朝遗臣鼎范卿之口，说汉人亦希望从满清朝的压制下解放出来。小说的后半部分，始终围绕着向朝鲜扩张向清朝开战展开，直至1895年战争打完、1897年不平等条约修改完毕。由于1897年后国内国际形势变化，日本终于摆脱了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佳人之奇遇》也脱离了其生存的时代环境，再不能引发民众狂信般的共鸣，于是东海散士亦中止了与两佳人的热恋，小说未结尾便止笔了。
    《佳人之奇遇》至少在双重意味上为甲午战争作了思想准备。首先，柴四郎通过爱尔兰独立运动的斗士红莲之口，抨击了西欧社会＝文明世界的虚伪性。他写道：“谁云英王仁慈恤爱，今不见英女皇即位以来英属印度人民饿死者5百万众，（中略）以文明而自夸，以慈爱而宣教耶稣教亦不足凭信。”但他抨击西欧列强的目的，却在于暗示历史完全可以由一个现在并不引人瞩目的民族或国家来主宰的非西洋可能性。同时也为蔑视亚洲傲视世界的国粹主义者和日本主义思想开拓了一片适当的土壤。其二，这种可能性就蕴藏在不平凡的国家日本身上。在远东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难以一举整理、而日清提携共同抗拒西洋已为事实所不容的条件下，不如假明朝遗臣鼎范卿之口，灭满兴汉，在东洋盟主论的旗帜下行日清决战之实，确立日本对朝鲜的排他性权益。据当时报刊载，当年《佳人之奇遇》的新册出版时，买者便蜂拥而至，争相购入先睹为快。应当说，《佳人之奇遇》及为民众热烈接受之社会景象的出现，是日清战争的社会精神条件已准备完毕的典型说明。
    《时事新报》、《自由新闻》和《佳人之奇遇》，是今天的人们用以说明甲午战前日本社会的精神状态最典型、最确凿的材料。它们共同地起到了在精神上动员民众支持战争的作用，为1890年山县有朋在第一届国会施政演说中提出“主权线”和“利益线”说，进行了最必要的社会舆论铺垫。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对产业革命后才12年时间便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没有资本输出能力却在《马关条约》上记入资本输出条文，即后进的资本主义在向外膨胀时表现出的急迫性，作出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