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实践中推行“东洋盟主论”，自然就要考虑日本对中国和朝鲜的策略。对于朝鲜，福泽在《时事新报》上十分直接地提出，为确保日本在朝鲜的独立控制权，作为物质上的准备。诸如临战状态的动员、增建军舰、铺架海底电线等等，总之，要为“在不得已的场合以力胁迫其进步”，⑤做好一切准备。然而，在讨论对中国的策略时，福泽虽然仍主张同朝鲜一样，由日本来领导中国的文明开化，但其骨子里却还没有认为中国的文明化即等于日本化。在《时事小言》中，朝鲜被喻作一推即倒的“木造板屋”，但中国和日本却都是牢固程度相当的“石屋”。壬午兵变后，在1882年11月发表的《兵论》中，福泽更指出：“清国近年来实施海陆军改革，虽唯一小部分，但其实数不仅等同我日本国之海陆军数，而海军更超过我国近一倍”。⑥对中国搞洋务求自强后军事力量的充实了如指掌。
    从本质上讲，东洋盟主论固然带有对邻国轻慢的意味，但同时也含有率领东亚各国联合对抗西洋的意味。然而，壬午兵变的现实也是冷酷的。它暗示着清朝并不情愿承认日本是对抗西洋的东亚三国的“盟主”，同时对日本的野心持有极高的警觉。在一个军事力量几乎与自国持平的东洋国面前，谈东亚盟主岂非空谈？更何况20世纪来临之前，西洋人一说到东方，首先想到的国度必是中国。对于日本人来说，首先要做的是“日本之名不再为支那所遮蔽”。⑦这样，“东洋盟主论”发生动摇就是很自然的了。
    1882年12月7日，《时事新报》以《东洋政略究竟如何》为题发表福泽执笔的社论。该文暴露了福泽的“东洋盟主论”开始发生变化之端倪。他写道：日本一直“重视和平主义，其目的唯在于促进东洋三国之文明开化。独支那政府不悦此文明开化，或知晓与文明开化争锋非自国之长。固执于顽冥固陋之非，忘却今日东洋全面之利害而经营自国一局部之私，其余毒已波及日本与朝鲜之交际。若渐使双方之间怀抱不快之念，乃吾辈最不堪遗憾耳。不能不言我东洋政略已为支那人所坏也。”⑧十分明显，东洋盟主论其所以发生动摇，是由于在自我意识中将清朝中国作为角逐朝鲜对手而导致的。
    从此时起，福泽力主在短时间内强化日本的军事力以取得对清朝的压倒优势，通过“干涉支那人的干涉”来维持东洋盟主论。“文则为开明之魁，武则为亚细亚之主。”⑨他懊恼地表示，明治十几年来将大量资金和人力花费在殖产兴业上，当时自己也赞成，“为今之计实不堪惭愧。若数年前费此资本此精神用之于兵备，今日之急何至于此。”⑩追悔之中，渗透着对东洋局势深深的忧虑。
    仅观中国局势，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朝已是虚弱不堪。但随着新思想的传播，洋务运动的兴起，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竟也在军事近代化方面获得一些进步。1884年中法开战，清军虽败于海战，但却在陆战中大获全胜，致使法菇费理内阁战败而倒台。以地缘政治相论，朝鲜越南虽南北相异，实却类同。清军的镇南关大捷令觊觎朝鲜的日本吃惊不浅。以当时日本的军事力量而言，决不能说已在法国之上，一旦日本对朝鲜动手，朝鲜则必依据惯例向清朝求援，日本却未必有全胜的成算。如此一想，东洋盟主论一厢情愿的弱点，已经暴露无遗。
    中国在军事力量方面的强化，威胁到日本在朝鲜问题上作为东洋盟主的资格，是东洋盟主论的第一个危机。由此而推论，在文明开化方面，日本能否永远走在中国前面，是东洋盟主论的第二个危机。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20余年间，中国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似乎表明中国也有可能在外压之下，学习西方，实现欧化＝近代化（而非日本化＝文明化），这是东洋盟主论的第三个危机。在这三种危机意识驱使下，认定清朝中国已成为日本向朝鲜扩张的最直接障碍，就变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意识，潜伏在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一部分人们的思考之中。
    从“东洋盟主论”向“脱亚入欧论”的转变，可以1884年9月4日《时事新报》的社论《辅车唇齿之古谚不足恃》为凭。“在今之19世纪，地理关系已不能作为讨论事势之标准（中略），支那政府的东洋政略屡屡使我辈不得安心（中略）。担心唯西洋诸国耳，交际亦唯西洋诸国耳。确定此等决心，乃今日我日本国民之心事也。”
    在这里，充满着对中国不愿听由日本开导步入“文明”之道的失望。同时也包含着朝鲜不会轻而易举就范的估测。既如此，便只好放弃东洋盟主论，转而主张与欧美诸强共进退的“脱亚入欧”论。因此，剖析从1882年至1885年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时事新报》由“东洋盟主论”向“脱亚入欧论”的转向过程，比之所读福泽于1885年3月16日发表的《脱亚论》，似乎更有意义。
    （三）
    自由党基本的政治立场是反藩阀政府，通过其机关报《自由新闻》表达出来。当壬午兵变发生后社会上战争叫嚣沸沸扬扬之际，《自由新闻》却表现出罕有冷静，主张赔款、和平解决，以理智和克制与中国协商。1883年2月4日《自由新闻》发表的题为《就日清关系论陆海军扩张之事》，陈述了这样的观点：清朝拥有超过日本的军事实力，而且两国国力尚有差距，即使开展军备竞争亦没有胜算，不如不以中国为假想敌国，不要扩张军备。
    自由党提出这样的看法，是因为有两个更深的理由支持的：其一，1882年9月13日，《自由新闻》载文说，在朝鲜问题上最应警惕的应是帝俄而不是清朝中国；其二，1882年8月12日，《自由新闻》针对社会上日益高涨的日清决战论指出，在目前要求减轻地税及工商税以保护社会中下层阶级利益的情况下，自由党不欢迎发生或加剧外交危机。
    从自由党的这些观点看，不如说是倾向于日清提携的。但是，随着中法关系的紧张化，自由党突然放弃了日清提携的立场。1883年6月13日《自由新闻》发表的社论是自由党对清态度逆转的标志。社论说：“今我国在朝鲜的关系与法国在安南相近，而清国在朝鲜之利害同其在安南亦相同。此度清法和睦既破，开战愈烈，万一清国击破法国之师，既能完得安南，则必乘胜示威于朝鲜耳。”在8月31日的社论中再进一步表示：“清国一旦收拾安南事变之日，乃我国人不能不感悟日清关系迫临之时。（中略）吾等为我海陆军备未臻充分而未能使我国人安心而忧虑。”